1.5公里的奢侈地貌

　　3年前，《华尔街电讯》曾做过一次不知怎样统计的“大陆奢侈品城市排行榜”，西安与青岛、大连、哈尔滨、南京共享第八的位置，依次次于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深圳、成都和重庆。统计难度或许首先在于“哪些算得上是奢侈品？”、“一线和二线品牌有个怎样的界限？”

　　西安奢侈品最集中的中大国际，某部门经理对“怎样才是一线品牌”也难以作答，“其实没什么硬性的档来区分一线、二线，品牌价值不仅在价格，还有它的历史沿袭、文化传统。当然，大多一线牌子都是设计师自己的。”

　　或许人们在口口相传中，追认了普遍社会心理认同下的奢侈品。在这种心理定义下，有媒体在两年前就圈定了西安的奢侈品地图，其中最为客观的就是从南门外的巴黎春天到钟楼广场世纪金花购物中心短短的1.5公里。曾有报道感慨“当你在1.5公里内看到Gucci、LV、Prada、Fendi、Chloe、BallyBurberry、CKJeans、Armani、Cartier、Tod''s、Versace、Dior的时候，千万别不相信自己身处中国的内陆城市西安。”然而相应品牌延伸的尺度还很谨慎，有的只有配饰没有鞋包，有的只有化妆品没有服饰，导致有能力的消费者还是得飞行购物。著名品牌和精品卖场像一对你进我退的探戈高手，都在撑着面子，相互试探着对方是否需要自己。

　　支撑起中大国际门面的左右两个门神，就是PRADA和LV，前方自然也停着路虎、悍马等好车。店里客人都不多，一边是一个穿校服的中学女生，另一边是一对中年夫妇。“一开始是我们主动去找品牌来入驻，两三年后，有一线品牌进驻了，就吸引了更多的。这就像一个人人缘好，会吸引了不少朋友来作邻居。比如LV是2005年来的，是全国第一家双层店面，之前的都是平层。现在这里有的奢侈品牌，已经打出高级定制的服务”，中大国际某工作人员介绍说。

　　“西安可以成为联系奢侈品和普通产品，奢侈品与普通百姓的一座桥梁。古代的丝绸之路本来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将西安打造成文化旅游和时尚魅力古城更应体现这一点。”有研究者在网络上如此表示。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1.5公里的极致奢华，不免让人想到李白的这其中一首《少年行》。诗里骑着银鞍白马到“金市东”血拼的纨绔子弟，是否就是今天追逐国际高端品牌的年轻人呢？

　　这里曾有历史上最早的Shopping Mall

　　“买东西”的“东西”一词，据说来自唐代长安，当时的长安城内建有两大著名的商业中心东市(位于现西安交通大学一带)和西市(西南一环和二环中间)。东市附近多是贵族官宦之家，商品多为奇珍异宝，专为达官贵人服务；西市则为中外客商云集之地，始建于隋朝初年，兴盛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1600亩)、建筑面积最大(100万平方米)、业态最发达(220行)、辐射面最广的全球第一家ShoppingMall。不幸的是，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6月，“西市”毁于一场大火。

　　1000多年过去了，原址处终于开始了西市的重建工作。项目方大唐西市置业有限公司大门口的效果图前，最显眼的是一首李白的《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公司副总李伟女士释意道：“这些长安城里的纨绔子弟们，经常不是到金市东消费，就是骑着马到野外打猎玩，看遍落花流水该去哪呢？就去西域舞女们待着的酒肆吧。诗中的金市就是唐代西市，并有着当年最有名的餐饮—胡姬酒肆。”而央视不久前播出的大型专题片《望长安》，也几次提到胡姬酒肆。 唐代社会倾向“胡化”，许多来自西域的姑娘在这里歌舞、侍酒，大量名人骚客都曾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远不饱和的高端消费市场

　　可已经有着中大国际、世纪金华、巴黎春天等高端卖场的西安奢侈品市场还不饱和吗？李伟迅速细致地给出了分析：“第一是大形势下有这样的消费群体，西安的消费档次和理念肯定与上海有着5到10年的差距，但从房价到日常消费上，都没形成什么泡沫。沿海地区的出口受经济危机冲击很大，而西安正是内需拉动的上升期。

　　第二是大客户群，大家都知道的，陕北榆林、延安的能源，包括长庆油田回迁，让一大批新贵崛起，他们在陕北那边忙着，然后让到西安的朋友帮忙捎两套房子。还有内蒙、甘肃和西北更远地方的新贵，以前他们非得去上海、北京、香港买的品牌，在西安基本都有了。

　　第三是政策支持，西安市政府这些年为发展大西安，打造了很多版块，也有点九宫格的样子。原来大家消费都要去钟楼核心圈，现在我一年就去一次。这次两会上甚至提出川渝秦西三角经济带，而且批了；而且更冒出了西安、咸阳、天水经济带。这就是说，不靠近沿海没关系，内陆也能自成体系。这就有了支撑高端品牌的商业地产。除了潘石屹那个，外地地产开始陆续来西安分粥了。商业地产在西安只占10%多一点，合理的应该是25%以上，所以这里面蕴含了多大的高端消费市场啊。”

　　棋局显然已布好，就等各方宾客来买东西了。

　　第一家进驻西安的五星级

　　作为第一家进驻西安的五星级酒店(1990年)，喜来登大堂告诉你“这就是西安”的是迎面楼梯两侧以盛唐景象浮雕制成的照壁。连战、宋楚瑜等国民党元老来做两岸破冰之旅时，这里当然更给出一派同文同根水乳交融的场面—保安部的“兵马俑”矗立两侧、服务生换上高质地的唐装热情接待、漂亮姑娘成为“宫廷侍女”、刻苦排练数日的舞蹈组扭起秧歌。

　　当然，平日的开元盛世还是在大雁塔一侧的大唐芙蓉园，这里始终是家现代化的五星级酒店。总经理狄培思认为品牌酒店就和LV一样，会有不同版在不停更新，但传承下来的本质是一样的，“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球的旅游胜地。这让我们在保障酒店一致的服务体系前提下，会去体现当地风情文化，比如我们的客用品，都是喜来登的标准，但可能家具就会用些仿古样式。”

　　狄培思是马来西亚人，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地的喜达屋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担任高级管理职务，不久前才从成都的喜来登酒店来西安。比较两地的喜来登，他感觉“西安这边是游客更多，而成都那边公司、商务客人多些。”他了解到西安这座喜来登开业时，曾严格考虑了风水，“大门不在主街上，喷泉是鱼头，泉眼作鱼眼，而鱼嘴故意不对着主街去呼吸。我不知道为什么，至少那时候是如此考虑的。”当然，中国人爱说“风水轮流转”，说不定不久后再来点什么调整。

　　风水，自然也算是酒店本地化经营的重要特色，而这些特色曾一度减少。“酒店最早的确有更多当地文化的融入，甚至占到40%，生活情调的变化，让本地元素越来越少，现在如果要重新装修改造，会考虑重新纳入一些本地元素。”狄培思描述。如果从社会心理猜测，或许是中国人曾经过度追逐西化，而经济强大后又产生了民族自信。但狄培思觉得更多还是由于古旧的东西不一定方便，并不适合那时的总体设计元素，“20年前要装古家具，还算便宜，现在还要这么搞的话，就是天价了。”

　　酒店某套间的常住客、荷兰人范海岩，就是一个追求简单方便的消费者。作为某大型水泥厂的首席财务执行官，他为了工作接洽方便，没选择租高档公寓，而是在喜来登住了下来，反正由公司买单。他并不需要刻意体现“梦回唐朝”般的室内环境，甚至不看DVD、不玩PS，除了一张自己的够放3台笔记本的大办公桌，其他一切都沿用酒店设备。惟一遗憾的只是，酒店客人来来去去，“除了狄培思老板，难有一个长期相处的朋友。”

　　外国人在西安

　　这次西安之行，我的前四个采访对象，竟没一个中国人。除喜来登酒店的常住客荷兰人范海岩外，其余3个，天域凯莱酒店总经理陈添裕、喜来登酒店总经理狄培思、行政总厨陈升耀都是马来西亚人。于是我很好奇为何有那么多马来西亚人在西安做酒店业，狄培思认为“我们是个多元国家，很多民族和宗教在此交汇，早早就有了对酒店业有帮助的国际服务意识。另外，华人数量占到四分之一，虽然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化和中国内地还是有些不一样，但还是容易让马来西亚人融入中国生活。而且不仅是马来西亚人啊，中国毕竟高速发展着，什么机会都多，美国、欧洲、非洲的人都爱来。”

　　喜来登的常住客范海岩离开荷兰后，生活单调了不少，球也踢不了了，就常在酒店里健身和游泳，幸好他很容易满足并甘于水泥公司到酒店这样两点一线的生活。刚拿了中国驾照的他却只碰过一次同事的车，一年来也几乎没去周边玩过。与之相比，金花大酒店的英国裔肯尼亚经理麦克斯就活跃太多了，法门寺、秦岭、安康、延安、汉中他都深入玩过，户县农民画、皮影、农家乐都如数家珍。麦克斯深爱常年待过的杭州和西安，“杭州是南宋首都，而西安更是十

　　三朝古都，两地都在古丝绸之路上，都有大清真寺。而上海相比它们，则太幼稚了，只有金钱。”

　　结束采访任务那晚，我也做了一把奢侈品消费者，听从凯莱酒店公关经理魏青的意见，花了近600块钱，去距西安30公里外的华清池看了大型实景剧《长恨歌》。该剧奢华到以骊山为幕布，华清池为舞台，通过各种奥运开幕式上才见得到的高科技手段，上演“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著名故事。表达李隆基与杨贵妃相逢就寝拉灯黑场不久，整座骊山竟被不知多少闪亮的白炽灯装点成满天星空，更有一轮“圆月”投影到山背面，而安禄山造反，又是万箭齐发，把整泊湖水燃成火海。

　　可怜与我同路的一对荷兰老夫妇，实景剧没字幕没英文旁白，没做历史准备功课的他们哪能懂什么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回程路上，我拿蹩脚的英语艰难地跟他们复述这段历史。“Unbelievable! You mean the king was forced to killhis own wife,then he committed suicide,later then becamebirds?”(不可思议！你是说皇帝被迫杀了皇后，然后他自杀了，最后变成了鸟？)荷兰老太太惊讶地说。

　　口水耗尽的我，无耻地表示：“是的，故事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