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一个“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奢侈品消费时代，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对策：

　　其一，对奢侈品的消费要有辩证的认识。奢侈品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认识：20年前，拥有一台25英寸的彩电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10年前，拥有一部私人轿车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5年前，拥有一套私人别墅就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侈享受。但20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5年过去了，彩电梦大家都已经实现了，轿车梦很多人也已经实现了，别墅梦也有不少人已经实现了。现代人会奢望什么呢？或许是拥有一部宝马轿车，或许是拥有顶级豪宅，或许是拥有70万元一台的最新液晶彩电。这些看似奢华的梦也许用不了多久，在很多人那里就会变成现实。

　　其二，对奢侈品消费的行为不应该过分渲染。对一个经济处于长期发展、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来讲，对奢侈品消费行为过多的渲染会带来民众负面的情绪，巨大的消费反差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和谐。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特别是征收消费税的政策来调整消费的巨大反差，从而平衡社会心理。另外，政府应当鼓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鼓励他们通过公益性基金会和其他社会公益机构参与社会的救助和捐助。

　　其三，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这就是认为，既然奢侈品消费时代已经到来，就不需要再“省吃俭用”了。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奢侈品消费是一种个人消费行为，而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是一种社会消费理念，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我们看到，在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对于奢侈品的消费都会是少数人的行为，它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占主流的观念始终是节俭的消费观和量力而行的理念。主流和非主流的消费观念会同时并存，不会相互替代。再者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一些富人在消费奢侈品时并非完全是为了个人享受，有的人还是一种投资行为，也就是说通过奢侈品的消费获得巨额的利益。而有的人省吃俭用也是为了获得最初的原始积累，通过积累获得创业的资本。在获利的目的上，两者又存在着一致的地方。

　　高消费中的是与非

　　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消费景象，还要不要提倡节俭？如果在今日还要倡导“省吃俭用”的消费观，是不是背离了政府一直在采取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呢？这类提问的确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与讨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里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高档消费品。无论是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还是教育、医疗、休闲领域；从普通的人际交往到单位之间的各种活动，我们都能看到由高档物品(特别是国际知名品牌)的方式在引领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消费的潮流。

　　高档消费品的普及与节俭精神并不相悖

　　在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个基本的循环：消费者从企业购买消费物品与劳务，企业用销售收入支付员工的工资，贷款的利息及政府的税收，并用取得的利润维持和扩大生产，然后再向社会提供新消费品。即企业的生产决定着人们的消费，消费又对生产发生引导和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新的、相对于以往更加高档的物品不断被创造开发出来，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高生产者的收入，又造就新的需求和生产能力。于是就有了电灯、汽车、席梦思取代油灯、马车、土炕的高消费；时装、洗衣机、手机取代马褂、搓板、鸡毛信的高消费；进餐馆、旅游休闲、健身美容取代昔日只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高消费。各式各样的更高档次的消费品不断出现和逐步普及，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这也正是从事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所在。而这一切又是可以同崇尚节俭的传统美德相容的。

　　所谓节俭意指人们花钱时的节制和俭省行为。与昔日短缺年代出于无奈的节衣缩食不同。今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节俭已更多地表现为不同偏好下的消费者选择。在经济学的观点看来：当人们的收入一定时，就确定了他们的预算约束。人们不可能超出预算约束去消费，因为他们将无法支付。人们的消费选择表现出各种交替关系：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当一个人花钱追求高档时装的消费时，他必将减少对其他物品的购买；另一个人没有去买高档时装，而把节俭下来的钱买了书籍和电脑，也是在用另一种消费满足自己。实际上两人都有某种节俭，只是节俭的内容不同，这是由于两人的偏好有所不同。但并不意味着谁的行为和道德更高尚。生活中有些人把他们收入的更多部分用于储蓄，就会减少现实的消费而增加未来的消费；另一些人贷更多的款用于即期的置房购车时，将令他在未来的远期需要把收入的更多部分用于还款，亦表明了同样道理。

　　至于政府部门有时提倡(而非强迫)把更多的钱用于储蓄，有时提倡“扩大内需，鼓励消费”，则是针对不同的宏观经济情况，希望引导民间消费活动。这又使得人们可在不同方向上的节俭和消费中作出选择。

　　畸形高消费来自不受制约的公款花费

　　在现实的消费结构中，真正属于畸形的高消费主要源于由公款付费的消费行为。当前我们的社会中，有着庞大的各级政府机关，有着大量的由不同层级的机构主管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些机关和单位掌控有大批的资源，除了正常的公务、投资活动开支外，还有大量的消费活动花费。

　　与私人追逐高消费时，权利和责任完全对等不同，在公款消费行为中则无人对消费后果真正负责。此等自然属性，早年的匈牙利学者亚诺什·科尔内称之为“预算软约束”。凡在预算软约束存在且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管的地方，不但容易产生“投资饥渴症”——表现为政府部门偏好于多上项目，不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经济过热；而且更容易出现“高消费饥渴症”——产生忽视代价、不计成本的追逐高消费的行为。例如，有些经济落后地区，官员的轿车、出行的排场却不“落后”；有些地方的经济结构中，减灾赈灾、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很低，而歌舞厅、洗浴中心的豪华程度、营业额度却很高；在不断提高档次的请客送礼风气中，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物品的消费量、现金甚至外汇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此类高消费需求的驱动机制是公款私用，是掌勺者私吞大锅饭，形成畸形的高消费行为和结构，这是靠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的高消费。如此追逐高消费，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当然很大。因此，面对大量公家单位也是消费者的客观存在，需要社会各方面实施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包括制订消费的标准，限制追逐高消费的行为与范围，查处违纪、违法的消费行为。在一切公共部门中，不但不应该去搞“扩大内需，鼓励消费”，而且永远需要倡导节俭，使节俭出的资源能用于真正的公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