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事业,马丁·路德·金甘愿冒着巨大的风险:他因为一点点的超速而被警察短暂拘留。1956年1月31日,他住在杰克逊大街的家人成为了暗杀的目标。一枚炸弹在他家阳台上爆炸了,当时金的妻子和女儿以及一些教会成员正好在房子的后半部,奇迹般地没有受伤。
安放炸弹的人却逍遥法外。凶手很有可能是三K党的成员。在另一个晚上,暗杀行动又对准了拉尔夫·大卫·阿伯内西——金的得力助手。尽管炸弹直接在他卧室外的一根煤气管旁爆炸的,但是阿伯内西怀孕的妻子朱安妮塔和他的小女儿朱安达林仍幸运地活了下来。在同一天夜里,一个白人牧师的房子连同四个黑人教堂一起被炸弹夷为平地,侥幸的是,没有任何人伤亡。
尽管更多的炸弹袭击、电话威胁和暴力攻击不断出现,但金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非暴力战略方针和博爱的信念:“你们可以杀死我们,可以破坏我们的财产,但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会爱着你们。”他坚信非暴力是和一切非正义做斗争的惟一正确道路,因此不能用同样的手法去报复对手。他坚信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斗争。他的内心呼唤着:“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事,坚持事情的真相。上帝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
整整381天之后,金的非暴力不合作战略获得了成功: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公共汽车上实施种族隔离的做法“与宪法相悖离”。1956年12月21日,在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的陪同下,黑人乘客们第一次坐在汽车前排座位上穿过了城市,在以前这些位子都是给白种人坐的。
给在美国生活的黑人带来巨大希望的马丁·路德·金,在康多莉扎·赖斯的生活中又扮演了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人们发现,金和赖斯的家庭出身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康多莉扎·赖斯年长25岁的金同样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他的家庭在当时也属于黑人中产阶级。金的父亲是浸礼会派的牧师,母亲也是一名教师。与赖斯一样,尽管当时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金也是在父母的相对保护下长大。他的良好教育同样来自他的父母,他们不想让他以一个二等公民的身份成长。金也在家里学习钢琴,这对他的将来也有很大的影响。
1929年1月15日,马丁·路德·金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城出生。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金在一个叫奥本的黑人聚集区度过了他的童年。当时那个地区在美国南部文化领域扮演着一个先进的角色,曾发行美国第一份黑人报刊——《亚特兰大世界日报》。
1935年到1944年期间,金在亚特兰大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17岁时,他成为一名传教士。起初在他父亲工作的埃比尼泽浸礼教堂里做助理。两年后,升职为牧师。
从1948年9月开始,他在宾夕法尼亚切斯特市的一家神学院里学习神学。这个学校只招收黑人学生。和康多莉扎·赖斯相似,金也是他班里最好的学生,而且读书兴趣广泛。他读过柏拉图、卢梭、亚里斯多德等人的书,尤其喜欢甘地的著作,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1951年,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神父资格。1953年,他和科林塔·斯科特在亚拉巴马州的马里恩结婚。他们有四个孩子。后来,金一家人搬到了蒙哥马利,并在德克斯特大街的浸礼教堂布道。当时那座城市13万人口中有5万是黑人,主要是农民和家庭女佣。那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现象。
和康多莉扎的父亲一样,金极力主张黑人小孩应该去上学,并资助他们从事艺术和体育活动。1955年,他在波士顿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由于领导蒙哥马利的抵制公交汽车运动,金的名字开始在美国各地广为流传。金成为了黑人民权运动的主导者。
但是司法机关依然对他百般刁难。1960年,他搬到亚特兰大,以牧师的身份在他父亲工作的埃比尼泽浸礼教堂布道。因为他忘了把驾驶执照转户,他被抓了起来,并被判处强制劳役六个月。恰在此时,约翰·F.肯尼迪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请求金去帮助他,并且亲自和法官联系,成功地把这个黑人传教士保释出来。几天之后,肯尼迪就当选为美国总统。
当康多莉扎·赖斯还只有10岁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在耶稣受难日那天,也就是1963年4月12日,前往伯明翰做演讲,他强烈地反对种族迫害,并呼吁黑人公民在商店里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也正是在这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来自约翰·列侬的抗议歌曲——“胜利将属于我们”。
小康迪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看到了走在游行队伍中的金牧师。他们站在路旁,和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大军离得很近。约翰·赖斯虽然经常站在马丁·路德·金的立场上和康迪讨论民权运动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从来不让女儿和他一起参加游行示威,也不会在女儿面前发表他对这种抗议方式的看法。因为,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过于危险。众所周知,“公牛”克诺对待黑人一向毫无人性,他从来不会考虑用高压水龙驱散人群和放狗逐咬小孩的后果。
康迪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静静地看着克诺的手下对付黑人们不断推进的游行队伍。金在这次示威游行中被捕并被关入监狱,而且禁止他和外界联系。1963年4月16日,他在被关押的地方撰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虽然他当时身上只有一根笔,甚至连一张纸都没有,那封公开信还是被人偷偷地从监狱里带出去,刊登在报纸上,并散布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后来,伯明翰的民权研究机构为了让人们永远记得当年黑人被压迫的情形,特意修建了一个监狱的复制品。
1963年,康迪家乡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伯明翰这座城市就像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每一丝空气都充满了种族仇恨。5月2日,康迪又目睹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誓不两立的双方就如当年内战一样对峙着:一边是上千名年仅13~16岁的黑人学生,他们手无寸铁,为了获得和白人平等的就学权利而走上街头;另一边是一排排武装到牙齿的警察,他们手拿警棍、盾牌,还有高压喷水车和警犬押阵,令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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