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结果是，“配偶权”的字眼并未出现在2001年4月公布的新《婚姻法》中。这场得来艰难的胜利，展示了传统权力与现代权力的效量。

　　两种权力的另一次代表性交锋，便是“同性恋非病理化”论争。在旧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中，同性恋属于“精神障碍”，正是福柯所谓的“18世纪理性刑罚”的典型遗留。

　　在福柯看来，19世纪精神病学、法学和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性异常的话语，这些新的性分类和命名的一个重要效果便是对各种各样性异常的社会控制。“一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

　　19世纪病理学的性话语的主要作用是强化了社会对各类性的少数人的控制，在西方社会这种控制已逐步消除，如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已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排除，而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则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经过了许多人的艰苦努力。直到2000年，中国最实现了同性恋非病理化，即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鉴定标准中删除。

　　传统权力逐渐丧失在私人性行为中的领地的另一个表现，是1997年3月新修订的刑法，其中取消了流氓罪，虽然有人提出，事实上流氓罪被分成几个更为具体的新罪名。如聚众淫乱罪、猥亵儿童罪、故意传播性病罪、组织淫秽表演罪，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分解”后的流氓罪，已完全没有过去那种“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形式，至少，婚外情人间的性行为装不进去了，甚至两个同性间的性行为也装不进去了，所谓“鸡奸罪”也不存在了，法律对私人生活的干预范围极大地缩小了，让出来的位置，便给了现代权力。

　　传统权力的抵制力量再强，最多也只能延缓现代权力弥漫的脚步，而且这种延缓的力量也越来越小。

　　三 两种权力的并存

　　在今天，现代权力的微观影响与惩罚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一次接受访谈的时候，福柯曾谈到，摆脱了传统权力束缚的同性恋者应该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中国，已被非病理化了的同性恋者的新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呢？即使是个别真的进行了这种创造的同性恋者，他们在创造的同时也不同避免地表现出对异性恋主流文化的一种“伪制性”特点。这便是权力的深入。

　　福柯否定了性一直受到压抑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一直在鼓动我们谈性，“对现代社会来说，最特殊的倒不是性被指定必须存在于阴暗之中，而是人们在把性作为隐秘的同时，没完没了地去谈论性。” 正是这不断地鼓励性的话语的过程，完成了对人的性活动的更深入控制。一个19岁、从未有过性经历的大二男生在一个BBS论坛里留帖子说，他看了太多的性爱科普文章，以至于不敢做爱了，生怕自己做不好。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