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如此的的增长啊。其实在很多国营企业我们也看到啊,一些企业家能够带动企业实现这种高幅度的增长。但是我想问问:当这个红塔的储时健出事的时候,对国营企业家来说有没有一种震动?对你个人有什么样的震动?就他可以带动这个企业有很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在他要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他心理非常不平衡了,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个人得到的和这个为所谓为国家或者为企业作出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
周:这个事情呢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是从储时健本人觉悟来看,一个呢是从政府角度来看。那么我认为呢从储时健这个本人角度来看呢,我认为他境界不够高,不够明智。那么从政府角度来看呢,储时健带领着这个红塔,对这个企业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这么大,那么他得到的太少,他得到的和他贡献太不成比例了。所以我认为呢,对于,站在经营者本身角度来考虑应该去锤炼自己种境界。但是站在政府角度来讲,就必须尽快地改变这一种状况。那么,否则的话呢,可能有10个20个100个储时健产生。
杨:那你觉得中国的商业或者是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你这一代的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又承担着种什么样的任务,或者是担任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
周:我认为呢这个在,我们这一茬人呢,由于社会的发展的阶段和我们当时所处的这一个教育的环境,培养的环境,我认为吧注定是一茬牺牲品。
杨:牺牲品?
周:牺牲品,对。这个
杨:你现在不是做得很好吗?
周:现在做得好并不代表我能适应海信以后的发展。有那么些企业做得好的,也并不代表他们能够适应企业以后的发展。实际在80年代的时候,那么中国有很多这个被社会推崇的企业家,那么到后来呢,他们都夭折了。并不是他们当时干的时候不好,而是社会变化太快了,他们跟不上去,因此他们成牺牲品了。但是他们他们对后人有没有推动的作用?有,肯定有推动作用,包括他对企业本身的推动和对社会的警示。应该讲对我们现在的警示都有推动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处在一个社会深刻快速变革时期,那么,所以所以我们这些人哪,又不是学经济的又不是学管理的。那么我认为呢,这个要要把握好今后的这个企业发展的一些,要把握好今后的企业发展的规律,那么我们的知识吧就远远不够的。
周厚健的回答并没有太多的出乎我的意料,除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他们这一代的企业家注定是牺牲品,是一代过客。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哪一代人不是过客呢?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还是有理由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的。这种成就不仅仅是他们生产了多少台电视机或者卖出了多少台冰箱,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建立一种游戏规则。而这种规则会使他们后继者的工作变得更单纯一些。好,感谢你们收看这一次的杨澜访谈录,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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