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位外来的传教士曾描绘作为农业文明城市形态顶峰的北京，极富贵族气质的优雅与奢侈。马家良恩斯神父在1688年出版的书中说，他见到4000名官员，“从头到脚穿着极昂贵的紫貂皮”。即使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罗素与杜威依旧会为雕梁画栋的老北京的缓慢节奏与吃穿的精致而震惊。

　　19世纪上半叶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欧洲、日本、俄罗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都

在力图完成现代化国家的转型，他们建立了较原来更为系统的官僚结构，以扩大税源，为王室带来农业和贸易资源，招募更多的军队，进一步扩大疆土。而当时的中国尽管已经危机四伏，却仍然是世界上疆域最大、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庞大的官僚系统早已成熟井然。几千年的传统使它比任何国家更有效地实现了权力的集中。

　　让北京看上去恢弘而华丽的紫禁城以及众多以紫禁城为中心和模板、按定制缩小而建的王府，正是这个官僚系统的一个部分。

　　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和逐渐集权于中央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之一。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藩制利弊的基础上，确定“封而不建”的原则。这比明朝更进了一步。明朝对皇子之封，还有郡国之号，到时要到所封的地方居住，称为“就国”，清政府连分封各地的形式也取消了，彻底杜绝了藩祸之乱。据《清史稿》记载，这些皇亲贵族分府之后，无郡国可去，只能在北京城建府而居，他们领钦命而“内襄政本，外领师干”。并且“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规定北京内城(今东城区、西城区)只准八旗驻防，而将汉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全部迁往外城(今崇文、宣武区)。这实际上在北京内城形成了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宗族社会，他们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专门的户籍制度、管理机构和司法系统。

　　这样，清朝的贵族们分别居住在了成拱卫皇帝之势的各旗中。这是清代王府汇聚于北京内城的原因。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王府的“定制”极为详尽。“紫禁城金碧辉煌，黄色琉璃瓦是其主要颜色。而王府的屋顶只能是绿色的。”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说，主轴线上的建筑有几重，主要建筑如正门、殿、堂、寝和楼的规模，建筑物上的装饰，如梁栋彩绘、门钉数目、压脊兽种的数目以及正殿内是否设座和屏风都按不同的等级明确区分。《大清会典事例》曾记载郑王府一例逾制:“顺治四年，郑亲王营造王府，殿基逾制，又擅用铜狮、龟、鹤，罚银两千两。”罗说，多数王府往往在许多地方达不到规定标准，就拿逾制的郑亲王府来说，其大殿、东西配楼、后殿、后罩楼都不足规定标准，只相当于低一级的郡王府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