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发生的革命虽然暂时出现了两个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满人皇帝这样的僵局，离新政体的彻底建立也尚有距离，但却足以率先摧毁清朝王室成员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家族财富以各种方式被重新分配，一些被转移;一些王府的家奴在各种被主人授意的交易里中饱私囊、巨额获益;一些外国资本的中国买办成为新一轮财富分配里最先崛起的新富人。清朝贵族们在300年间形成的贵族风尚和体制礼仪也随之荡然无存。

　　紫禁城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几易其主。拥有实力的军阀开始占王府为私宅。1926年入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7万银元的便宜价格就将顺承郡王府盘走，并对王府加以改建，将正殿的5间改为7间，对王府西路部分也进行了修建。新的权力者颠覆了满清贵族的不可逾越的“定制”，但并没有给这个城市以新的精神。

　　很多观察者已经察觉到了这种断裂感。C.P.菲茨杰拉尔德在《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里说他第一眼看到的北京，是一座“几乎没有触摸到现代气息而多少有些冷落、让人感觉奇特的城市”。他写道，“作为首都，它存在的理由已经消失，或者几乎消失了。一个能够收留皇帝并且与那个推翻的显赫、威严、高贵的封建王朝相“比美”的新王朝还没有建立起来”。在1924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菲茨杰拉尔德已经看不到皇朝和上百座王府构成的威仪北京，取而代之的是尘土飞扬的黄土路，老百姓仍穿着自17世纪满人入关以来的传统服饰，最多的交通工具是黄包车。一些有钱的中国人坐着马拉的有车厢的轿车，这种车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布鲁厄姆车非常相似。

　　而1924年溥仪被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从紫禁城中驱逐出去，现在看起来仍是一个充满寓意的事件，之前他和家人、仆役仍被允许在紫禁城的北部寝宫继续居住。1925的春节，冯玉祥颁布命令，春节期间，清空的寝宫对公众开放。至此，北京最大的“王府”和私人领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新文化诞生的“新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作为“公共空间”的北京城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该呈现的气质，他们开始关注从前是王侯禁地的公园里人们的举止是否文明和恰当。一些人对旧帝和眼前的民国城市重叠下、精神空洞的北京城加以批判。当时极负盛名的诗人徐志摩称其为“死城”;陈独秀则认为，“后王府时期”的北京与欧洲城市相比，明显缺乏秩序和总体规划;封建王室的解体让政府公共财政有机会向公众披露。记者邵飘萍说，“首都所在地，街道坏到这步田地”，原因就在于“一大半修路的经费被市政公所吃掉了”，根据他报道的数字，“筑路

　　“新知识分子”们的努力代表了一代人对于北京城精神气质的重新寻找和定义，这种思考一直延续在以后漫长的80年间。这个意义上，80年后，从今年10月中旬起对保存最完好的北京恭王府开始的150多年来的首次大修，同样是在继续着这个寻找过程。恭王府管理中心文物管理部主任鲁宁告诉记者，国家财政斥资4亿元对恭王府进行“复原”，其中将用两亿元对三路大殿所有建筑进行修缮，总面积达3.1万多平方米。他说，他们要恢复当年王府的所有细节，“连糊裱纸也要与当年相同”，新北京应该不仅仅意味着更多建筑的增加、更大面积的绿化、更便利的交通，它更意味着这座城市如何与它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和精神的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