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完全传统的贵族生活
即便是辛亥革命以前，1910年的北京王府面貌和1810年的王府面貌也已经迥然不同。
菲茨杰拉尔德在冯玉祥向公众开放故宫寝宫的那个春节，专门从唐山赶到北京，和数千名北京市民排队等待皇宫的开放。等了将近一小时，他们从北门进入紫禁城。“除了皇帝
一家匆忙之中带走的物品之外，其他东西都原封未动，满眼都是被拉开的抽屉，弄乱的床铺，旅行包，以及胡乱丢弃在地板上的各种物品。”菲茨杰拉尔德写道，“自从溥仪登基，皇宫里原来那些古香古色、造型别致的家具，都被一些非常普通、价格低廉、做工粗糙的欧式家具代替。而那些家具，诸如床，桌子和椅子等等，在伦敦南部任何一家寄宿宿舍里都可以看到。毫无疑问，一定有人欺骗了年轻的皇帝，谎称这些家具是西方文明国家最先进、最流行的款式。同样毫无疑问，那位太监总管也必定从家具售价和他向皇帝报价的差价中捞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
就像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当时的社会风潮记录了发生在另一个东方国家的这种戏剧化的西化历程: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开始风靡，儿童通过儿歌背诵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因为这10样东西被看成是文明的象征。同样曾尝试过一场现代化运动的清朝政府，也很容易对这些新鲜事物和生活方式产生好奇和亲近。王府贵族们作为最先可能接触这些新玩意儿的阶层，又容易将这种昂贵的猎奇变为传统意义上贵族式的奢侈生活。
当然也有固守旧生活的亲王。毓在回忆录中写道，1915年后他父亲在青岛的时期，每个月有两三名随事的换班，一切吃喝使用等物品一如既往，由北京采购，鸡鸭鱼肉和咸菜只吃老字号的，像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的点心。此外每月开支现款或3000或5000，有时不够用，打电报再从北京汇。这些开支和往日差别不大，略有缩减。“北京还住着我的两位叔父，二叔是常常爱住在京西门头沟的戒台寺，那里不需要用现钱，每天的吃喝得用驴垛子由城里送去，一天也要十几元的开销。城里还住着我的三叔和祖母。年年入不敷出，就把不多的地租分作两份，北京一份，青岛一份，同时把管事的也分成两拨，各为其主了。”
新生活方式往往在王府贵族的后裔那里会得到更为强烈的追捧，即便是在后来王府日常供给日益紧迫的日子里。一些王府确实被断送在这样充满现代精神的奢侈生活中。
1915年，多尔衮的十一世孙、末代睿亲王魁斌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中铨和中铭简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随着清朝结束，一切礼制土崩瓦解了，中铨和中铭这两个小爷花钱毫无约束。他们用卖王府、卖东北和河北庄地的钱修建新房、花园、安装电话、添置西餐厨房，一次就购买了两辆汽车，8辆马车和大量洋货。还经常去前门外豪赌。据《北京通史》记载，1919年他们又卖掉西郊别墅，带妓女到天津去玩，连花带赌1天花去1万元。后又把家里的500间房产，抵押给德商礼和洋行。10万元花完后，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间房卖掉，还把祖坟园的建筑和树木卖掉。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钱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法院于第二年将地处东城石大人胡同的新王府查封。中铨吓得躲了起来。家人也匆忙搬家，将马车、汽车等物品送给车夫和司机作为工钱。府中物品运出六七十车，暂时寄放在当铺里。40多箱衣服只开了一张200多元的当票，后来无人过问，成了死当。一无所有之后，又将看坟的养身地1000多亩，以每亩8元卖给了看坟人。1929年，由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将该王府借给私立大同中学做校舍。到1933年，大同中学以3.5万元购买后成了学校校产。据说，中铨在穷得没办法时，想借移灵之机把祖宗棺木里的陪葬珠宝取出卖钱，但由于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告发，中铨被判了7年徒刑，坐了5年牢后死于狱中。一座世袭罔替的睿亲王府只在不到30年的时间就败落而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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