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瓜分的王府和财富

　　对于王室成员来说，拍卖王府的确都是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

　　据《北京通史》记载，1860年的《北京条约》虽然有允许各国公使常驻北京的内容。奕还是拒绝了英国公使额尔金提出的将怡亲王府设为“将来驻京之馆”，并在府内隙地自盖

房屋的要求。随后额尔金又提出要住肃亲王府，并按年交租银，又被以“王府皆系赐宅，未便照民间房屋擅行给付议租”为由婉拒。随《辛丑条约》的签订，东交民巷被划为使馆区，肃亲王府在其界内，成为日本使馆和日本、意大利的兵营。末代肃亲王迁居东四牌楼船板胡同，只是数个四合院的组合，已非王府形制。

　　那王那图彦断断续续的地租收入和一些老本一直撑到了1924年。让管事用府契做抵押，借了两万块。因为那王府是清廷上赏的府第，没有契纸，就写了一张白契，作为乾隆年间以纹银2.2万两购自某姓，一开始税契处认为估价太低不给报税，经过通融才以3.8万元的买价税了契。这也是许多王府后来抵押拍卖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税契处在民国初年是个炙手可热的部门。

　　那王后人祺克泰后来在回忆此事时始终怀疑管事在一开始和税契处的交道上就捞了不少油水。并且显然给那王府设了个套。因为接下来所有的事都由这个管事经手做中介，而那王府也在债务的泥淖里越陷越深。他也是在一篇专门谈处理王府财产的回忆文章里说，“这笔钱期满后无钱还债，这个管事又介绍向西什库教堂一个法国神父包士杰借了7万元，月息一分五厘，还欠剩下的4万元”，“后来，借款到期，包士杰很快起诉了。管事又出主意让那王请律师告利息太大不能照付，以便拖延时日。结果当然败诉。还越弄越乱。甚至于说房产价值已不能抵还本利，必须另添别的产业，最后把两座坟地的松林又搭了进去”，他说，“主人破产，仆人成了富人，在那个时候比比皆是”。

　　汪荣方也回忆说，一些王府管事通过外国资本买办，和北京当时的几个外国拍卖行里外作价，在文物拍卖里头捞了更多油水，“因为许多王府急于把藏品出手，也只有任人从中敲诈”。

　　远不止那王府一家跟包士杰打类似的官司。恭亲王府和郑亲王府的境遇大体相同。毓的回忆录称，恭亲王府最开始向这个包士杰贷了35000，算上利息500，一共是35500。他便主动多借你4500凑成4万的整数。那时经济困窘，有钱当然是好事，但到当年年底结账，子息便按4万来算。还不了没关系，再借几千凑5万。“如此年复一年，比利滚利还凶一筹，没几年，到年终结账，就欠债到了20多万现大洋。”“房子当然不止20多万现洋，但是，府里还住着我的祖母和两位叔父，房产也不能由我父亲一人独自处理，处理的话也得分作三股才合理。于是我们家内部就必生了一场析产官司，也把这个西什库教堂告进去，这样的高利贷当然不合理。但法院对教堂也没办法，一切还是由包士杰说了算。”恭亲王府的这场官司一直拖了三年。可三年中利息没有停过一天，欠债从24万，滚到了28万。结果恭亲王溥伟只好妥协，结果是把王府一分为二，前边的房屋全部给教堂用来抵债，后花园中的所有房屋留给几个老人，但整个王府的土地权却归教堂所有，教堂每年还要向毓家收地租300大洋。

　　末代郑亲王和包士杰的债务官司在1922年告上法院，郑王府被京师地方审判厅查封。正巧中国大学想购置新校址，得知郑亲王府后裔与天主教堂的债务纠纷后，从中调处以现洋15.5万元买下郑亲王府，这笔钱用来抵偿债款全额。此后，由4名校董担保，向比利时营业公司息借15万元，代还债务，结束诉案。和解契约订立后11天，京师地方审判厅发布公告:“为布告事，本厅执行天主教堂包士杰诉昭煦债务一案，当将债务人昭煦二龙坑口袋胡同郑王府房查封拍卖。由债权人买留在案。兹经说合，由中国大学代昭煦将该房产赎回，归中国大学拍卖。除应填发拍卖书据外，自布告后，完全为中国大学所有，不与昭煦相干，亟应派吏前往将该房产典交于中国大学管业并将以前之封示撤销。仰各遵照勿违，特此布告。”同时，中国大学聘昭煦为校董。修缮后，当年9月初中国大学迁至郑亲王府开学。

　　因为郑亲王府在端华、肃顺两位辅政大臣被杀10年后，王府中的惠园已是园亭荒芜、台倾池平，故民间有郑亲王府为京师“四大凶宅之一”的传说。据《末代郑亲王与“十三号凶宅”》记载，1948年6月，北平电影院放映恐怖片《十三号凶宅》，因内容虚构又套用真人姓名，郑亲王昭煦向报界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并起诉至北平高等法院。8月经调解后，以制片厂赔偿昭煦名誉损失费13亿法币结束了这场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之后，影片将片中的“郑王”改为“正王”继续上演，场场爆满。解放后，中国大学停办，现为教育部办公地。

　　另一个被传说为“凶宅”的是西城缸瓦市大街的定亲王府。据说，1928年定亲王府通过华比银行买办丁济谦以15万将王府售出，华比银行随后将定王府西院、中路拆平。因为传说定王府中有魔，他们专门雇了另一个少数民族人拆。拆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蛇。这些蛇被抬到了定王府祠堂，很快爬走了。当时报界对此也大肆渲染加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