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解释中国与印度为何未能产生现代城市时说，“西方城市是一台机器，善于粉碎旧的联系，把所有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而在东方，固有的等级结构妨碍了城市的自由发展，是官僚而非寻求财富的商人控制了城市，以自由流动为基础的资本无法生存。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很难说，这些控制城市的官僚们有着基于权力和财富的安全

感——所有财富和规矩都由皇帝一个人给予。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贵族阶级，也没有清晰的阶级界线。甚至直到明清，中国仍然不存在世代传承的贵族。最辉煌朝代的统治家族的后裔在其王朝覆灭后也不再保有封爵和声望。明朝最显贵的王府是福王和桂王的，但前代元朝的贵族并不能与他们共存于世。同样，1644年以后，明朝的贵族和王府也没有得到保留。满人有自己的贵族划分，他们出自努尔哈赤、其他著名将领的后裔。但清朝的政策规定，除了个别世袭罔替的爵位，在九等爵位中，赐封爵位的家族当每一位享有爵位的人去世，下一个承袭者的爵位就要降低一级，这样，二等爵位的继承者就降为三等爵位，三等降为四等。最后如果不是家族的某人因卓越的功绩而幸蒙皇帝提升，曾经显贵的家族都将回到平民百姓行列。

　　王府里贵族们于是始终在谨小慎微地生活。他们同时和皇帝进行着各种争取各自家族利益的博弈，并随时为自己留好退路。1911年，宣统帝退位。北京大小王府里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寻找国外拍卖行将府藏的古籍、字画、

　　当然最有价值的财富形式仍然是土地，所有王府最主要的经济支柱无一例外是在周边县州内所拥有的大量地产。据恭亲王溥伟之子毓60年代所写的回忆称，恭王府分布在直隶省100余州县内的7000多顷土地，在关外还有4个大庄头，每个庄头不下千顷土地。在光绪末宣统初，每年地租收入大约是12万元现洋。礼亲王的庄园要略少，将近2000顷，遍及辽宁的沈阳、辽阳、辽中、岫岩、海城等地。地租收入绰绰有余地供给着一个王府庞大的日常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