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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60年职场女性穿衣故事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27日15:54  《中国妇女》

   “今天,我穿什么上班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职业女性每天都会自问的一句话。

    我们是女人,自然追求美丽时髦;我们是上班族,必须要求大方得体。

    怎么穿的又美丽又得体?这是建国以来走进职场的“半边天”在每个年代都有的发问。从我们上班那天起,每个年代每个女人都有一段关于“上班穿什么”的故事。

压箱底的“布拉吉”
压箱底的“布拉吉”

文/刘媛媛

    1954年全国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那年我19岁,已经在造船厂工作一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十几元,用以家里的各种开销。靠票证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政策,不仅极大地限制了民众的生活消费,也限制了我心里那颗追求美丽的心。上班穿的衣服往往是已经洗的发白、改造过好几次的“列宁装”,再加上自己纳底的方口布鞋。 后来,当在画报中看到苏联援华女专家穿着“布拉吉”时,我的心也开始蠢蠢欲动。可做一件“布拉吉”至少需要九尺布,那时一尺布五毛钱,也就是说需要花三分之一的工资。为了这件“布拉吉”,我省吃俭用了几个月,但当连衣裙穿上身时,喜悦和兴奋自是不言而喻,只是那露出的半截小腿让我十分不适应,走路时竟不知如何迈步。来到单位,所有人都把目光聚集在我身上,那一整天,我的脸都是红的、头都是低的,后来脖子还疼了好几天。在“布拉吉”还没有穿热乎的时候,我就把它压在了箱底。 1958年秋天,我生下第一个孩子,第二年的夏天我便开始穿着“布拉吉”去上班了,因为连幼儿园的小女孩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大街上的漂亮姑娘更是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当时的女同志几乎每人一件,大概穿不穿“布拉吉”,不仅仅是风尚的取向了,更多的是思想觉悟的问题。不过,随着体形的变化,我的“布拉吉”又被压在了箱底,再次从老樟木箱子翻出时已是几十年后,颜色褪去了大半,样子也老掉牙了。

 

集体“撞衫”的日子
集体“撞衫”的日子

文/亚 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会儿,人们穿衣都特单调,颜色也无非是清一色的灰、黑、蓝,好像全中国人民就那么几件衣服。拍集体照的时候,往往更是分不清谁是谁,集体“撞衫”的年代,谁要是弄了套军装穿那才叫气派呢。 那时我家邻居王伯伯是位退伍军人,有好几件军服,有一次洗了晾在院子里,半夜忽然听到房上瓦块在响,跑出去一看,有俩窃贼正站在房顶上拿竹竿偷偷地钓军衣呢。王伯伯当即怒声喝道:“小偷,看我打不死你”,便沿着院墙追赶那俩孩子,最后愣把人家逼得跳房摔折了脚,那个晚上胡同的人都给吵醒了,这事也成了街坊邻居多少年的笑谈。后来我上山下乡时也设法弄到一顶军帽,可惜到照相馆拍照时,帽子放桌上一转头就被人拿走了。 那个年代,上班穿什么,礼拜天也就穿什么,平常穿什么,待客也就穿什么。要是有一件“的确良”上衣,头天晚上洗了,第二天接着穿。挺括、滑爽、轻薄。 很多人为了一件“的确良”,还得托朋友到大城市买。 有一天,我爸爸从“内部”买到一个废弃的降落伞,那布料跟“的确凉”一样滑爽结实。我妈妈就把它铺到院子里拆线,好大一片啊,孩子们都钻进去玩。有个小孩“迷路”了找不到出口,竟吓得哇哇大哭。 我妈妈很能干,她把降落伞裁成很多小块在锅里煮染成各种颜色,不仅给我们做了衣服衬里,还做了各种袋子套子,有缝纫机罩、坐垫套、买菜的……用了十多年都没用完。 还有一次,邻居送我一件灯芯绒外套,我穿上后脖领开口有点大,粉嫩的锁骨尽显无遗。可是为了赶时髦,我还是想第二天穿着去上班,我妈一听就急了,把脸一黑,冲我大嚷:“别说上班了,就这模样到胡同里走一圈,你这辈子可别想嫁人了。”为了让我更“正经”点,她连夜把领口改小了。我妈这一折腾,本来挺时髦的外套,又成了中规中矩的老一套了。

 

我最爱的“那一件”
我最爱的“那一件”

文/徐凤兰

    1985年,我留校工作,每月工资126元,按说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北京市也算中等了。的确,如果不买衣服,这工资绰绰有余,可要置办行头的话,就有点入不敷出了。 记得那时流行健美裤(也叫萝卜裤),我买了一条黑线织的。为了有“整体效果”,我又专门配了一件红色的毛衣。这下可好,当月的饭票钱就不够了,只好找朋友借。又有一次,好朋友要去广州,我让她帮我带件衣服,她给我买回的是一条真丝乔琪纱的连衣裙,无论款式还是颜色我都喜欢,唯独价钱不喜欢——60元,相当我半月的工资啊!于是,就成了那时我上班穿的“常礼服”。 1988年,我进入了民营高科技企业四通集团,不同于学校朴素的教职工们,这里的员工穿戴都格外漂亮时髦。当时,我就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既兴奋又自卑。从此,置办上班的行头就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于是,那时的我“不在上班,就在为上班置办行头的路上”,为了上班那一路、那一天的美,再苦再累也心甘。不幸的是,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服装品牌。每天上班前不得不在穿衣镜前犹豫不决,挑不出最满意“那一件”。 在我转入四通与日本的合资企业后,这家公司为每位员工量身定制了工装,它不是普通的劳保服,而是在爱德康、顺美等服装店定制的时装,这在20世纪80年代,堪称合资企业的新潮做法。春秋天,男士有西服、夹克,女士有套裙、毛衣,还配有名牌高跟鞋;寒冬月,所有员工都发名牌的羽绒服,长款短款,自由选择,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最爱的“那一件”就是在爱德康定制的套裙。它有经典的黑白小格,上身是宽肩收腰斜圆下摆,下身是经典的一步裙。我就喜欢它有分寸的时尚和不寂寞的雅致,这最适合上班穿。以至于在90年代初,我还穿着它到杭州出差,当时就有眼尖、爱美的女士打量着我,还问这件套裙是在哪儿买的。可见它的“观众效应”。

 

古铜色的西装“手铐”
古铜色的西装“手铐”

文/咚咕隆咚

    人年轻的时候,总容易张狂地以为自己与众不同。而标榜个性首先从形象开始。 1991年,我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上班第一天就穿着一身“制服”去报到。所谓“制服”是一身豆绿偏灰的夹克套装,上装短至腰间,裤子收至脚踝,双肩、袖子、腰部、裤腿……到处是扣子和带子,如同准备参加阅兵、挂着勋章与绶带的士兵。而脚下,一双深绿色的高跟鞋,纛纛地响过学校的整个长廊。行走在老教师们西装的灰黑中,每一步都像是一声骄傲的宣言。身后传来压低嗓子的议论:“怎么来了个女特务?” 然而,面前站着半秃顶的校长大人,发黄的手指间夹着烟头,眉毛皱成一团:“怎么穿成这样来上班?学生上课是顾着看你还是顾着听课?”我不以为然:“看惯了就好了,再说,也有必要熏陶一下学生的眼睛。”校长手一挥:“什么怪论,回去换身衣服再来。”待要争辩,校长已转身离去。 回到宿舍,我拽出好几件我自认为的好衣服,试着用校长的目光观摩,件件难过关。要么是金黄明艳如梵高笔下向日葵的长西装,要么是跳大神般花俏的宽腿花裤子,最老实的裤子也有八九寸宽的裤脚……一气之下,我想,决不能妥协,否则以后上班就没衣服可穿了。 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倒是一身黑灰,只是上衣的船形领几乎翻到双肩,腰上的金属扣黑腰带足有半尺宽,腿上是当时流行的黑色萝卜裤,髋部更肥,小腿更细。还是“女特务”,而且由前方战时“女特务”晋升为后方参谋长级的“女特务”。 校长怒目,再次要求我回去换衣服。我扬着下巴:“没了,我的衣服都这样。”校长沉默半晌说,开会。 会上校长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几个新来的,然后不点名地批评年轻人要注意自己的服装,身为人民教师,是为人师表的,不能给学生坏影响。所有的目光射向我,我不在乎。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几个月以后,学校里来了个裁缝,校长说,为了体现老师们健康的精神风貌,学校要给大家做校服,以后上班必须统一服装,否则扣奖金。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难看的衣服——古铜色的小翻领西装,还有些暗色条纹。每次教育中心集会,别的学校的老师都姹紫嫣红,唯独我们学校的人像浑身淋了酱汁的兵马俑,丑陋而呆板。老师们喜滋滋,毕竟是不花钱白得的两套衣服,而我此后的心情变得如同这衣服一样沉闷,天天处心积虑想调动。 熬了漫长的五年后,我终于得逞。但此后,我的人生与西装绝缘,西装成了“手铐”的象征,一见我就紧张——落下病了!

穿着得体也可以加薪
穿着得体也可以加薪

文/希 拉

    “Maria,你的穿着非常得体,从下个月起,你的薪水调高一级。”前两天,我的同居密友Maria加薪了,而老板给出的理由竟是因为这个。话说Maria在这家法国公司正式入职才3个月,在金融危机呼啸而来的时候,对于无比抠门的法国铁公鸡来说,实在太难得了。这让我又羡慕又纠结,我就开始幻想自己每天穿的漂漂亮亮是不是也能加薪。可是,我穿的也并非不好看啊,工资却还照旧,难道是我的老板不懂得欣赏?见我这样百思不得其解,Maria就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原来,Maria是这家知名外企的公关,所以对衣着方面的要求很高,虽然他们公司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但是Maria能观察出来,她的上司和老板都是很注重细节的人。从她进入这家公司实习的第一天起,老板的西装就没有一天重复过。而她的直接上司公关经理Susan,在Maria来此之前刚刚劝退了一个实习生,原因就是她太不注重衣着,不符合公司的对外形象。Maria的出现让Susan觉得遇见一个做事认真并且重视衣着的下属实在不易,因此,她不仅将公关生存法则倾囊相授,还向老板大力推荐了Maria,这让Maria缩短了实习期,同时也获得了正式签约的机会。要知道,当时整座大楼都在裁人。 Maria到底多注重上班的穿着呢?她入职后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一个国际级的论坛,那一个月,大量的文字工作,不停地核对场地、人员,已让她忙得焦头烂额,但她还是抽空拉着我到王府井去挑衣服。以前一起逛街,她就常常羡慕我想买什么就能穿什么,因为我们公司是山姆大叔开的,就算穿着背心和拖鞋也没人会责备。可她却总要考虑这个适不适合上班穿,那件会不会让上司觉得不够职业。就为了这个重要论坛,我陪她逛了好几座商厦,终于有了一套清丽高雅的搭配,让本就秀美的她在会场上大放光芒。那天她负责签到处,每一个来签到的高管都对她微笑并称赞,许多人都好奇地问,负责接待的中国小姑娘是哪家公司的?连她的大老板都走到她面前说:“You are very beautiful today!” 而这,便是加薪的前兆,接下来的两个月,Maria依旧兢兢业业,同时,对衣着的注重也成为了她的生活态度。有一天,老板把她和人事主管一起叫到办公室,就说了文章开头的话。对!她加薪了,她在经济危机中加薪了! 然而,当我模仿她的样子,也穿一身正装到公司上班时,却发现自己显得不伦不类,周围都是穿着T恤和牛仔裤的人,同事们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那种好奇的眼光让我直想挖个地洞钻进去。Maria羡慕我的随意闲适,但可以穿便装并没有帮我减轻多少负担,因为女人都是一样的,对美丽的向往和小小的虚荣心会让我们把穿什么上班当成一件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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