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营企业，我还真有点寒心了，他们那种农民意识，家族式管理，我很难适应 。正好这时接受我们药品研究所的药厂濒临破产，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抱着死马 当活马医的态度来请我出山，说我还是国家干部，应该为国家分忧解愁，希望我 去担任那家药厂的副厂长，但不设厂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家药厂是正处级 单位，我是中级职称，相当于科级，而科级不能一下子就上正处，先过渡一下， 一年后就给我破格转正。我当然愿意回到南昌去，回到我心爱的丈夫身边，在赣 州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是一个月才能和他见上
一面，一见面就会扑到他怀 里，久久地不想松开，而要分手时，更是要他哄着才走，有时到了车站又跑回家 去，硬是再和他做一次爱才恋恋不舍地上路。能够回到南昌来，就是不当什么厂长也行。
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显示出改革的力度，跟我签订了一份经公证处公正的合同，主 要内容是我要开发出新药并获得经济效益使药厂扭亏为盈的话，药厂立即转为股 份制，我拥有百分之十二的股份，在这之前我要押二十万风险金，三年之内药厂 还继续亏损，我自动离职，风险金不退还。
我丈夫劝我小心行事，要是别的事，我肯定听他的话，可这件有可能最大限度体 现我人生价值的事，我还是毅然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把在赣州一年的积蓄拿 了出来，把我的桑塔纳轿车给卖了，交上了风险抵押金，在合同上正式签了字。
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跟我已经快研制出了一种治疗肝炎的新药有直接关系。肝炎在中国是常见病，各种类型的肝炎患者人数过亿，而且至今没有特效药，市 面所销售的各种治疗肝炎的药品大都是缓解病情，降低一些检验指标，其实我研 制的所谓新药也是这种东西，只不过成本更低，利润空间更大。
目前中国药品的研制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也很专业，就不详细讲了，反正很多所 谓新药都是把国外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旧药低价引进来，哄中国的老百姓。我 后来也干这种事，不过在赣州时搞的那感冒药和这肝炎药是我在中药传统配方的 基础上研制出来的，我一直没跟你讲，我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土医生，他大 半辈子都是用我们老家的草药给乡亲们治病，而且很有疗效，我只不过研究了他 配方中一些草药的化学成分，经过提纯后能够用于成批生产而已。
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给药厂改了名称，因为原来那药厂在行业内已经是声 名狼藉，药品质量低下，收钱不发货等行为使其商业信誉几乎等于零，于是，南 昌飞马制药厂的大牌子挂了出来。我干的第二件事是把厂里大大小小的干部精简 了百分之九十，他们当然有意见，可我拿着上级主管部门“只要能让药厂起死回 生，有利于改革，用什么方式都行”的尚方宝剑，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了。第三 件事是把原来药品研究所的人给聘回来，转不转关系都无所谓，只要人来就行， 工资都翻一番，每人一套住房，研究经费比原来增加十倍，当然有人还是不来， 可几个骨干回来了。第四件事是狠抓质量，凡是哪一道工序连续三次出现质量问 题，主要责任者立即除名，毫不含糊。
各种措施一经实施，果然立竿见影，起码不会再发不出工资了。有时候国企并不 像想象的那样不可救药，只要领导别太无能，别太贪心，把个人的利益和工作紧 密地挂起钩来，让它不赔钱还是不困难的。(笔者一笑：“你说的别太无能和别太 贪心这两点，对于很多官僚来说，已经难于上青天了。”)
工资能发出去，我就没了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新药的研制开发上。我这人天 性好强，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成干好，所以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几乎很少回家 ，不是在厂长办公室，就是在实验室，要不就到全国各地跑市场。为此，我和丈 夫准备三十岁要孩子的事当然就只好往后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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