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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伶俐乖巧出手无声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6日20:40  新浪女性论坛

  文学家杨绛出自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西湖边做过小官,恰如白居易吟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父亲杨荫杭(1878-1945),“荫”是辈分,如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分别叫荫枌和荫榆,“杭”八成寓指杭州,有其字“补塘”为证。杨荫杭生于清光绪四年,值清王朝行将土崩瓦解之际,“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曹雪芹的喟叹,是借薄命的贾探春自喻的,但是对于叛逆者而言,末世又象征着变化,象征着机遇。杨荫杭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时人最羡慕的洋墨水都叫他喝了。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生性耿直,颃世颉俗,所以在官场就混不圆。终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丢了官。据杨绛回忆,那件事与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有关: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1916年5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1917年到1919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1919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回忆我的父亲》)

  谁能说,父亲的个性,没有在杨绛的身上留有烙印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进入21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3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荫杭膝下有8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3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8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女”,动不动就可以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4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这是中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跟,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木底一般高5至10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走起路来,如风摆杨柳,一摇一晃。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儿,答:“要!”

  杨绛6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父母就是儿童的领导,兄弟姐妹就是儿童的朋友和同事,儿童感受社会,不是用理论,而是用心。杨绛在童年时期就已充分感悟父母的气质,这是长大了读多少本书也抵不上的。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杨绛迅速适应了自己不上不下的地位,她用一颗纤细的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应对从容,进退自如。

  (卞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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