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龙应台，台湾女作家，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1982年获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85年以来，广泛在两岸报刊发表杂文、评论文章，影响遍及华文世界。

　　“有一种后悔是大家都有的”

　　记者：在《目送》里其实是有两种目送，一种是作为子女对逐渐变老的父母的目送，一种是作为母亲对长大以后渐行渐远的子女的目送。这两种目送有什么不同？

　　龙应台：你作为那个被目送者的时候，你的眼睛看着前面，你不会回头，你不会知道你被目送，而且你也不会去体验那个目送者的心情。一直要到你开始目送别人的时候，你才会回想，把这个位置再换回来。你一定有那样的经验，小的时候上学，父亲或者母亲追着一定要你带伞，而你死活不肯带，那已经是一种目送了。而且他们追着你看着你的背影走出去的那种心情，跟你的心情是两样的，一直要到你自己变成那个追着你的孩子要他带伞，换了位置之后，你才会回想起自己曾经是用背影对人家的，这就是人生的立场转换，生命的历程的不同阶段。人生像河流，到了中游才知道原来在上游是怎么一回事，也逐渐会发现快要入海和下游是怎么个情形。

　　记者：当逐渐体会到了当年目送者的心情时，会不会对曾经是被目送者的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有悔意？

　　龙应台：有一种后悔是大家都有的，譬如说我写新书的时候，我就会想，早5年，父亲没有过世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坐下来好好跟他聊聊。或者母亲现在失忆了，为什么不早一点去做她的好朋友，跟她牵着手，把她当做不是你的母亲，而是当做你的至交女朋友，这样后知后觉的认识大概很多人身上都有。

　　“这个社会只教给你成功，没有教你失败”

　　记者：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感动的部分是后面写父亲的篇章，他做手术的那些内容。

　　龙应台：我们对于老这个事情，社会里头没有教过，所以要发生在你自己父母身上的时候，大部分人也才是第一次上课，你父母亲突然老的时候，你并没有老的知识，等到你认识到有老的知识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所以这个社会的大部分正常教育系统里，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会教你成功，不会教你失败。会教你如何获得，不会教你怎么面对失去，会教你比较多的恋爱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没有教你老跟死亡，所以在我们整个生活教育里有一大块是欠缺的。所以《目送》这本书应该是我个人自己上课的一个心情报告。

　　记者：其实这部分的教育反而很重要。

　　龙应台：《目送》这本书在台湾很多的医学中心，医学院校里，成为了钻研“生死学”的必读，护理系的学生可以学到怎样帮助家属面对老跟死亡，这个东西非常有关系。我们社会完全缺生死学。我们社会所有教的东西都是光明的，有光照到的地方，你要怎么生活、怎么做、怎么面对人生。但是有光就有黑影，社会不去教那一部分的东西，可是黑影比光圈中的人生更真实，跌倒的时候、沮丧的时候、面对败亡衰老、绝对孤独的时候，怎样得到慰藉，这本书基本全部有涉及。在人生历程里头，当你永远在光明那一圈的时候，你读这本书根本读不懂。但是只要你一有经验跨出那个光圈，在人生暗面的话，你马上就读懂了。所以这本书也应该是我这个作者跟所有走出光圈之外的人的暗示和对话。

　　“《目送》是一本心灵的疗伤书”

　　记者：有来自读者这方面的反馈经验吗？

　　龙应台：有很多读者来信，比如有一对教授夫妻，他们读大学的儿子被车撞死了，他们就把《目送》那篇文章和孩子的遗体一起火化了。还有很多人在朋友父亲或者母亲过世的时候送给朋友，所以这本书在台湾那个小小社会里，一年卖了十六七万本。《目送》是一本心灵的疗伤书，有这个作用，但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那个意图，我写的时候只是把我在那个黑暗里的感受写出来，但是出来以后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共享、彼此安慰的书。

　　记者：你在书的序言里提到了大陆以外和大陆内部流传的两篇文章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什么原因？

　　龙应台：在大陆以外流传最广的是《目送》，在大陆内部其实是《不相信》。我觉得大陆以外的读者读这本书读得很深，每一篇精读程度超过大陆内部。譬如大陆内部会有读者写信给我，说怎么龙应台开始写这样的东西。但是这本书刚在大陆推出，所以我自己挺好奇这边读者的反应，大陆读者沉浸以及透过文字跟生命互动的东西肯定跟其他读者不一样。但有些生命里本质的东西，大家还是同步的，没有距离。

　　“安定跟自由是彼此矛盾的”

　　记者：你一直强调这本书其实还是个文学写作？

　　龙应台：这里头有很深很幽微的情感，对我来说写这个东西最难的就是文字的拿捏，这种情感不能过度，到了以后不能再多一分，这是一个文学挑战。多一滴墨，都是次等作品。比如写《两本存折》用的是似真似假的虚幻写法。写《胭脂》的时候，母女两个人的相处，为什么有的地方只写一句话然后就没有了，这全部都是考量后的结果。所以每一篇都必须是精读。我总觉得书写完之后就是独立生命，她就自己走了，我就去做下面的事情。这本书流传程度是惊人的，其文本被转发程度，超过之前任何的书。

　　记者：书里周梦蝶的故事也让我印象深刻，他小的时候被人问对未来的志向，周梦蝶说：“我只要这样小小一块地(举手在空中画了个小圈圈)；里头栽七棵蒜苗，就这样过一辈子。”这也是你对生活的期许吗？

　　龙应台：我要种丝瓜。丝瓜对我而言是个象征，因为丝瓜是最土的最容易种的，可是你需要不离开，你得留在那儿，这是你不再走了、不再漂荡才会种的东西。我现在还不行，种在台北阳台上的花儿，波斯菊一定会死，因为种下了之后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阳台上种下的东西一定会死，因为我到台北去了。但我一直在向往种丝瓜的生活，包括现在，因为安定跟自由两个一定是彼此矛盾的。 (姜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