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一个在肯尼亚用回收垃圾制造，售价高达140英镑的手袋，真的能够改变世界吗？至少，Vivienne Westwood的野心比时尚圈大得多。

Vivienne Westwood

　　如果用三个词形容Vivienne Westwood位于伦敦巴特西(Battersea)的办公室，那就是肃静、高效、粉红。这里的前台、墙壁、女孩们穿的衣服都是粉红色，就像一个情色版的联合国总部。通往Vivienne办公室的一路上也满眼粉红，走道像根输卵管，通到一个又高又亮的房间，外面还有一个空荡荡的露台。

　　一开始看不见Vivienne的踪影。在洗手间响起一阵水声之后，她就悄然出现了。她个子娇小，脚穿棕色凉鞋和短袜，身着一条宽大的裙子，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巨大的格纹风筝困住的小女孩。她红棕色的头发别在耳后，画着红色的眼线。这样的画法据说是“受油画启发。如果你观察油画里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的眼睛里都抹着一丝朱红”。

　　Vivienne更是直接把这种朱红涂满了整个眼眶，因为“我的眼窝很深，如果眼线画得太浅就会让眼睛看起来更小”。带着这斑斓的妆容，Vivienne像满满一瓶梦幻似的在办公桌前轻轻坐下，举止考究，带着探究的神色。

　　“我们之前见过，是吧？”她以她特有的轻柔嗓音说。我告诉她，我们大约五年前在纽约的一次午宴上见过，她那时还说她喜欢我的打扮，所以我今天故意穿成讨她喜欢的风格。Vivienne微微一笑，用浓重的英国腔说：“嗯，不错不错。”

　　“用时尚拯救地球”

　　戴上一副白色大框眼镜，Vivienne准备好迎接第一个问题。我问起她最近的项目——和国际贸易中心合作，雇佣肯尼亚的工人，以当地的回收垃圾生产一系列配饰。事实上，Vivienne刚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回来，她去那儿和工人会面，并在垃圾堆上拍了一组时尚大片。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去非洲，是吗？”她带着一脸迷惑问。

　　“这么说吧，我们在那儿做了三件事。我们⋯⋯”说到这儿，她的话题跳转了：“通常，我不一定会应邀去某个地方。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不喜欢坐飞机⋯⋯”说到这儿，她又岔开了话题：“不过一到非洲，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长途飞行的确让人很不开心，但是一到那儿⋯⋯”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仿佛忽然意识到自己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于是说：“噢，我在唠叨些什么啊⋯⋯”

　　我只好说：“没有，你没有在唠叨。”

　　“我在，我在唠叨！”她紧握双拳叫道，接着从头开始解释她为什么要去非洲。理由有二——不，有三，以及她如何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去了，还有长途飞行是如何“不堪且不人道”⋯⋯说到这里，她又停了下来，露出困惑的表情，一副败给自己的模样。她干脆求助于身旁的市场总监：“Christopher，你来说，我为什么要去啊？”

　　Christopher是一个蓄着胡子、身穿粉色女士开衫的男生。他看起来非常笃定，言之凿凿地解释说“Wiwienne”去非洲是为了“开展些讨论，并见见她的雇员”。他的口音独特，抑扬顿挫，就像用德国和意大利口音的混合体在朗诵。他们在非洲制造的钥匙扣和手袋都将出现在Vivienne秋冬季的T台。

　　终于，Vivienne也幽幽接过话头说：“最棒的地方在于，那些手袋都是用回收材料做的，比如废弃的帐篷、人字拖，甚至骨头。”在肯尼亚，最让那些以捡垃圾为生的人民欣喜的收获，就是飞机上扔掉的餐盘。“每次你在飞机上把一份例餐吃剩一半，内罗毕就会有人把剩下的一半捡起来吃掉。”

　　随后，Vivienne把Christopher支走了。“现在还是由我来说吧，”她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她又要走神了，不过一瞬间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Vivienne说话的方式——跳跃性的思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让人的思路难以跟上，直想抓狂，而她却又坚守自己的立场，像传道一样绕着“垃圾回收”、“全球变暖”等话题孜孜不倦地说下去，比如“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巨大”，“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等等。

　　几年前，在著名的Leonard Peltier一案上，她也曾表现得同样立场坚定，不依不饶。一位名叫Leonard Peltier的美国印第安人被控于1975年杀害了两位FBI警官，并被判终身监禁。这一判决在当时颇有争议，而Vivienne则专门为此发布了一个时装系列，并设计了一系列T恤来声援Leonard Peltier——当然，当事人最终还是入狱了。

　　而几年前，自从发现全球气候变暖的结果会让“十亿”人挤在一张爱马仕限量版围巾那么大的土地上，她对人权问题的注意力就被转移了。

　　“天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她叹道，“我真不知道这怎么可能，怎么能把那么多人挤在⋯⋯”

　　所以，现在的Vivienne把很多时间花在“用时尚拯救地球”上。她和丈夫Andreas，还有德国摄影师Juergen Teller一起，在内罗毕待了九天，亲身接触那些为她生产环保材料手袋的人，还站在垃圾堆上让Teller给她拍了一组秋冬大片。

　　Teller一直帮Vivienne拍广告，主角也多是Vivienne自己和她老公Andreas。“这样更省钱，”Vivienne说。就我个人而言，Teller的照片往往让我觉得有点不安，在有些照片里，Andreas好像穿着Vivienne的内衣，把两只手都插在内裤里，Vivienne则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跪在床上，样子像刚遭到了电击。

　　他们这次在内罗毕的拍摄也毫不例外地充满挑逗意味：Vivienne穿着闪闪发亮的亮片铅笔裙和罩衫，涂着惨白的粉底和血红的唇膏，站在一堆垃圾之上，就像一个穿了一件好得过分的晚礼服的巫毒教巫师。

　　在另一张照片里，她还是站在一片垃圾的海洋中间，手拿一个包，包上写着“I AM EXPENSIV(我很贵)”。在第三张照片中，Vivienne穿着亮片装，和一个穿婚纱的黑人女孩一起站在一排不知所措的工人面前。这些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废弃的酸奶盒制作钥匙扣，日薪10美元。他们制成的钥匙扣在Vivienne的店铺里卖30英镑——这样才能保证合理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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