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本世纪最初十年，记录了战地记者这个特殊职业群体的血泪。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过去十年死于交火的记者过百。如果加上媒体辅助人员，伤亡将会是一个令人惊诧的数字。请记住玛丽-科尔文这个名字，当代最资深的战地记者。

玛丽-科尔文与利比亚反叛武装人员在一起

　　2012年2月21日，周二，在叙利亚霍姆斯为BBC作连线时，戴着黑色眼罩的独眼记者玛丽-科尔文显得很愤怒。玛丽-科尔文有近30年战地报道经验，几乎采访过非洲、中东、阿富汗、东欧巴尔干及南亚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的每一场战争。

　　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她说叙利亚的局势是她见过最糟糕的。

　　玛丽的前同事汤姆-帕丁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样评价多少已经超出了记者报道时应采用的“克制”的语言。“我很少见到玛丽这么说。”汤姆说。

　　一语成谶。次日，玛丽-科尔文和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克利克在炮击中身亡。她的死亡成为对叙利亚残酷、野蛮局势的最确凿的注脚。

玛丽-科尔文及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2月22日在叙利亚遭炮击身亡

　　她总是想再等等

　　玛丽出生于1956年，今年56岁，结过3次婚，丈夫都是记者，没有孩子。1978年她从耶鲁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后成为美国合众社的记者，6年后她到巴黎驻站，后转入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

　　这份报纸创立于1821年，同年拿破仑去世。它见证了近代欧洲的诞生，《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说起来只能算它的后辈。

　　从1986年起，玛丽做了10年中东记者。她和卡扎菲上校、阿拉法特谈笑风生，也曾在黎巴嫩内战中报道贝鲁特南郊难民营里的大屠杀。

　　随后她的报道方向扩大到世界所有战火纷飞的地区，车臣、科索沃、塞拉利昂、津巴布韦、斯里兰卡、东泰米尔以及后来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

　　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数十年做战地报道。炮弹、废墟、死亡、绑架和白兰地替代了同龄人应有的平常生活。而对于其他战地记者来说，玛丽-科尔文是战地最资深最长寿的大姐大。

　　记者们会开玩笑说，如果在报道现场遇到玛丽就说明来对了，这地方一定会有重要新闻。

　　汤姆和玛丽合作过4年，玛丽如果在战区采访，汤姆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玛丽打电话。如果有危险，他会劝玛丽离开，但后者总是想再等等。汤姆说，玛丽是最让人放心的记者之一，能够照顾好自己。

　　事实上，在2月21日《星期天泰晤士报》的编辑也曾劝玛丽离开，但被拒绝了。

　　“玛丽经历过太多危险的时刻，也去过太多危险的地方。”汤姆说。“我们觉得她不会死，也不会遇害。”而其他同事则未必有玛丽的底气。

　　琼-斯万在柬埔寨和孟加拉各被绑架一次。汤姆-沃克尔在阿富汗采访时，因为去采访的车里坐不下而幸免被杀的惨剧。玛丽则在2001年的斯里兰卡丢掉了左眼。

　　玛丽看上去并没有接受教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巴格达，玛丽是少数出门不坐防弹车的记者之一。她喜欢打出租车，与当地人打成一片。

　　2010年，她作为战地记者的代表在英国伦敦的圣布莱德教堂做演讲。在演讲中她说战地记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准确的细节报道战争的恐怖。

　　尽管手机互联网让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变得更为透明。但一般人还不能像参观马戏团一样去战区做报道，再传上互联网。所以，要了解战场所在地的真相，就必须有记者冒着挨枪子儿的风险去实地调查。

　　“我们总是问自己为这样的报道付出的风险是否值得，以及如何区分勇敢与鲁莽。”玛丽在演讲中说。她的答案是值得，哪怕她为此付出了左眼。

　　可是一切总有意外。挪威的资深战地记者安德勒斯-马格努斯的体会是，很多时候情况没有办法预判。“我想玛丽在霍姆斯可能也是这样，她没有预见到这种危险，没有预想到敌人有多凶恶。你想去霍尔姆斯报道是正确的，但同时，你也要兼顾你自身的安全。但这很难。”安德勒斯说。

　　曾经常驻加沙的中国记者周轶君则认为也许这份工作与个人的性格有关。“我听到好些记者为做战地报道找理由，但骨子里他们就是不安分的人。”

　　周轶君说，每个去战区报道的记者都想活着回来。很多经验告诉他们危险可以克服，而且能够更大胆一些。

　　“我见过的战地记者通常不会谈困难，只会谈对采访过程的享受。”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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