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科尔文

　　“死亡数字打动不了人”

　　从黎巴嫩贝鲁特出发去叙利亚之前，玛丽也曾与朋友说，希望早去早回。并不是所有的战地记者都可以去叙利亚，因为那里的局势太复杂，除非是像玛丽这样的资深记者。

　　有近30年的战地经验，玛丽对流弹与迫击炮弹落下的巨响早已习以为常，也许她并没有想到叙利亚的情况会超乎想象。在进入叙利亚的两个星期，她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的标题是《炮弹如雨》，第二篇是《我们被大屠杀的恐惧所包围》。

　　在最后一篇报道的开头，她这样写道：这是一座饥寒交迫的城市，炮弹爆炸声和阵阵枪声在上空回响。通信中断，电力被切。在他们的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可以用柴油锡炉取暖，但没几家人有柴油了。冻雨滴满坑洼处，雪飘进玻璃尽失的窗户。商店全都紧闭，亲朋四邻相互接济，但家中所剩无几。死伤者多是冒险出去觅食的人。

　　“玛丽总是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报道战争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恐惧和痛苦。”汤姆介绍说，玛丽和那些住在酒店出去转一圈就回去的记者不同，她会和当地人同吃同住，以获取最深的细节。“死亡数字打动不了人，必须让读者感受到现场的细节，才能明白战争的伤害。”

　　没有玛丽和其他少数的战地记者发回的报道，在伦敦、华盛顿及纽约联合国大楼办公室的官员们就没法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人道灾难正在上演。

　　英国BBC记者马丁见过玛丽三次，最后一次是在阿富汗。对于玛丽，马丁印象深刻：玛丽是个好伙伴，也是个优秀的记者。她相信记者要揭发政府的谎言，要到很多人不敢涉足的最危险的地方，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着重报道当地人的苦难，从而促使扭转当地的状况。

　　正是因为有玛丽-科尔文这样的记者，外界才能听到来自当地的声音。有些记者就是愿意牺牲生命，来揭露盛行于世的罪恶。

　　“我相信，如果没有记者，这世界将会变得极其糟糕。”马丁说。

　　“我不记得玛丽哭过，但她经常愤怒。”汤姆回忆说。如果玛丽无法从报道中脱离出来，会和编辑或者朋友煲几个小时的电话粥，舒缓情绪。

　　在战区奔波后，玛丽不会像有些记者那样躲到家里，让自己平静下来。汤姆表示，玛丽经常在家里举行大派对，或者出去找朋友玩。如果情绪实在不佳，她会和朋友驾船出海，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待上2个星期，像过去的探险家一样，和风浪斗一斗。

　　“总之，她很有热情。”汤姆说。

　　在斯里兰卡失去左眼之后，玛丽的心理防线濒临崩溃。汤姆回忆称玛丽当时不爱见人，但会去看心理医生。汤姆说，她在外人面前总是要表现出自己坚强的一面。

　　记者成为战争的参与者

　　战地记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参战方不再把记者作为绝对的中立者，而是作为敌人或潜在的人质筹码。据业内人士估算，2011年死亡的记者与记者助理的数量为68人，其中绝大部分拜战争所赐。

　　在2010年的演说中，玛丽提到近年来战地记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记者们成为当地军事集团攻击、杀害与绑架的目标，而不是像红十字组织一样的中立者。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其他战地记者也有类似的感受。

　　美国记者和英国记者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会更小心。欧美的战地记者在去采访前通常会接受专业的训练，有时是军队培训，或者是像AKE这样的大公司。而他们培训的课程必然包括绑架、如何处理伤口以及撤离。

　　“在战区永远不要一个人出去，也不要带武器。”安德勒斯说。

　　事实上，今天媒体已经成为战争的一部分，报道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南方周末记者在利比亚的战区班尼沃利德曾看到，围观的记者数量甚至超过战斗人员。哪怕在几十年前，围攻一座沙漠小镇的战斗还算不上什么，但是通过BBC、CNN和各大报刊，一座小镇会在瞬间投射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进而引起全球决策者的反应。

　　就在玛丽去叙利亚之前，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赴剑桥大学演讲。演讲中他解释了为何北约不积极介入叙利亚，因为他们无法保证介入后，局势会稳定。据周轶君介绍，在玛丽的报道之后，英美的政治家们显然将面临选民的压力。尽管他们依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但必须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做点什么。

　　在炮击中幸免于难的玛丽的同事们，目前还在霍姆斯继续做报道，也有人选择撤离。

　　“干战地记者这行很多人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汤姆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平常的生活，而且上了瘾，没办法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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