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丽娜-朱莉：好莱坞不是我的人生目标

　　B=《外滩画报》

　　A=安吉丽娜-朱莉

　　“我想要观众与暴力对峙”

　　B：所以，现在面前的安吉丽娜-朱莉已经从演员转型为导演了？

　　A：我对执导电影从来就不感兴趣。对我而言，这次项目的意义不是拍一部电影，而在于说出一个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故事。

　　B：整个拍摄项目是如何开始的？

　　A：这个计划始于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前南斯拉夫的时候。过去十年里我去过很多曾经的战场，与战争冲突的幸存者聊天。我总是为自己对别的国家所知甚少感到羞愧，比如说前南斯拉夫的内战。如果我对某个主题很感兴趣，我就会在听的时候做一些记录，有时甚至会写一篇文章。不是为了像你们记者那样写稿卖钱，而是为我自己，让我记住并思考这件事。

　　渐渐地，我以这些谈话为基础开始写剧本。是布拉德-皮特让它真正启动的。有一天，他突然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让我把剧本写出来。我把它寄给一些研究历史的人，也寄给了几个当地演员，并没有署名，结果得到了热烈的反馈。

　　于是我们便进入下一个阶段——筹资。我和曾经共事过的制作人格拉汉姆。金聊了一下，很快就募集到一笔钱。我和布拉德也自掏腰包，拿了些存款出来投入这个项目，因为这个故事对我很重要。

　　B：为自己拍摄的电影工作感觉如何？

　　A：我整个人生几乎都在演绎别人的想法和对话，所以现在能用自己的素材演绎，让我觉得有很大不同。除此之外，不用身处镜头的中心，感觉更好。我很高兴把摄像头对准剧组的其他人。

　　B：但我觉得，你在自己拍摄的电影里甚至没有露脸，即使是作为导演参与，也让人感觉很奇怪。虽然现在每周杂志头版仍然会出现安吉丽娜-朱莉的名字，但你担心以后影迷会忘记你吗？

　　A：每个老演员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好在我和布拉德-皮特从不阅读八卦专栏，有时候，我们是最后读到关于自己八卦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默默无闻，无人问津，也就不可能拍出这部电影，不可能让别人注意到我的观点，因为没人想要听我表达什么。

　　B：你觉得这部电影的精华是什么？

　　A：我想要传达许多信息，其中一个是理解那些几十年来经历融合与通婚，共同生活在当代欧洲那些美好城市的人们，为什么突然间因为战争而反目成仇。那些受到强暴、杀害、虐待的女人和孩子的命运，让我深受触动。她们不得不为了他人的决定和战争的后果承受痛苦，付出代价。

　　这部电影不能说是完全站在女性的立场拍的，但战时女性受到有组织的蹂躏是一项重大的战争罪行，必须清楚地揭露出来。我与那些女性共患难，也希望公众能分享我的感受。电影中我想表达的最重要的想法，是两个相爱的人如何陷入这样的境地：“你先杀我还是我先杀你？”

　　B：业界有许多女性导演，比如凯瑟琳-毕格罗，都喜欢搞一些充满“男子气概”的课题，比如战争。你的首部导演处女作充满血腥、死亡和强暴，你也打算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吗？

　　A：我想要观众与暴力对峙，我想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电影中把大规模处决和强奸展现出来，让观众深深触动。同时，电影中的暴力通常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你不会近距离看到血淋淋的尸体和死去的孩子。大规模的处决常发生在镜头之外，有时只是通过声音表现。至于强奸镜头，你不会看到赤裸的身体。但从一定程度上我想要用真实感的冲击来表达争议性。

　　B：你希望能改变什么状况？

　　A：改变状况不是我要做的选择，换言之，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是想在人与人之间——或许政客间建立一个话题。因此如果明天你在某个国家，或许比南斯拉夫更遥远的国家看到炸弹爆炸的消息，你会记得我的电影以及此时此刻正在遭受痛苦的人们。或许不只是你，还有应该为那些罪行负责的人，也会想起我的电影。

　　B：但是你的项目也带来了其他冲突，比如萨拉热窝的女性战争受难者联盟(The Women 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the War)认为电影有误导之嫌——因为影片中波斯尼亚女人和塞尔维亚男人的关系表现得太浪漫了。

　　A：首先，我不是在拍纪录片，这不是日常生活的记录。我的电影是虚构的，是个特写。当然，我能理解在人们心中，战争的伤口依然鲜血淋淋。我也理解当这个话题被重新提出时他们的敏感。同时，我们把电影放给一些女性当事人看，她们都改变了之前的想法，她们现在对电影表示支持。

　　B：你做了好几年联合国难民署大使，这段经历有没有改变你和好莱坞的关系？

　　A：当你第一次来到战场，你的人生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你会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中醒来，开始自省，我怎么可以——哪怕只有一天——对现有的生活感到不满？我认为好莱坞和整个娱乐产业代表人生光鲜的一面，那是件好事。我觉得它有时也是严肃的，它教育——或者像某些人说的“引导”了好几代人。

　　但好莱坞不是我的人生目标。有时，一些对比让我感觉很奇怪：在危险地区，我独自旅行，没有安全保镖；而当我走在红地毯上时，至少有六个保镖跟着我。我在柬埔寨、非洲和一些贫困地区遇到的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医疗护理，甚至头顶上没有一个像样的屋檐。他们因客观原因被迫过着一种简单粗暴的生活。然后我把他们的生活和洛杉矶社区的人比较，每次都对自己说，“可恶，为什么大部分拥有汽车、房屋、电脑的人看不到这样的真实？”

　　B：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好像在电影里看到了布拉德-皮特，当他被狙击手击中的时候？

　　A：确实如此，我本来希望没人发现他。出于一个我觉得很实在的原因，我让他当这个配角——他能“死”得很逼真，许多演员和替身都不行。我也不在行。信不信由你，“倒地而亡”是布拉德特殊的表演天赋，他很擅长这个。我需要一个好的“替死鬼”，他就是那个人。

　　B：你如何处理演员的技术性问题？

　　A：因为我从来没有打算做导演，我没有特地为此做准备。我雇了一个专业团队，在制作过程中请教他们。并且，我试图从许多与我合作过的导演身上回顾这些技巧。我从迈克尔-温特伯顿身上借鉴了很多，我参演了他的《坚强的心》。

　　我喜欢他的工作方式——让演员忘记镜头，仿佛摄像机没有打开，一切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我试着模仿他，因为这部电影必须看起来很真实。我也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里学了片场的组织能力。他会事先做好拍摄当天的计划，并且做到事无巨细。演员知道他们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他从不在额外的对话上浪费时间。我不是说我们的片场毫无欢乐，只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工作。

　　B：你打算拍其他电影吗？

　　A：如果我找到一个好故事，我说不定会再拍一部。但我没有当导演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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