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写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没那么崇高，先去做物质的俘虏，再去做精神的奴隶。
在小区包了一辆“黑车”，直奔金融街。先取书的版税，再注销美元卡，申办欧元卡。在中国银行，我的排号是2046，我的长城“威飒卡”的欠费是5.41美金。在长城卡众志成城的威严中，我结算了欠款。
黄昏星像情人的眼睛，闪烁在美术馆上空。我离开金融街，来到三联书店，告别物质的臂弯，冲入精神的死角。在东四、隆福寺、美术观、大佛寺的四面合围中，我发现三联书店像一座劣质的写字楼，压抑着自己丰饶的文化底蕴。这是我第二次来三联，我终于认清了它的位置，曾几何时，我把与三联比邻的华侨大厦、天伦王朝饭店、王府井大饭店附近的歌厅泡个溜够。那“两千年俱乐部”的畅想曲言犹在耳：“两只小蜜蜂啊，一枕鸳鸯梦啊，东西南北中啊，你是我老公啊，北斗挂星空啊，流水尽朝东啊，小妹花想容啊，大哥把钱送啊。”
1984年黄昏星闪耀的时刻，在隆福寺西口，我迎接一位北兵马司的女孩。当时，我在她心目中是个诗人。她说：抱歉诗人，我来晚了。这话搁当时是赞美，放现在是骂人。我立马用闻一多的诗回应她：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于是，在闻一多诗歌底蕴的澎湃中，我们用苏芮和张惠妹讴歌过的牵手方式，走进东四人民市场，我给她买了一件驼色晴纶棉高领毛衣。在夏秋换季时节，这件毛衣无比熨贴和舒适。
三联地下，卖诗，把诗搁在地下卖，对我非常亲切，因为我刚出道写诗的时候，就是一地下诗人，就是在野诗人。三联地下很空很静，有两个戴眼镜的女孩执着地翻看着诗集，她们很像我二十年前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或琉璃厂中国书店见到的那种在校女生，在深度近视镜片的后面，是一双被所谓知识煎熬而模糊的双眼。
还有一对学生伴侣模样的男女，男的有些像校园诗人，女的好像班上的文体活跃分子。女的翻阅一本《世界经典诗歌金榜》问男的：什么叫“情人，墨镜般的情人，池塘映出暗柳的倒影。”男的说：就是一般情人都爱戴墨镜，比如王家卫，你见过他摘眼睛吗？女生说：比起王家卫，我宁愿喜欢梅超风，梅超风再瞎人也不戴眼镜，就用黑暗挑战光明，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从后面看人？
听着这番极靠谱的话，我买下了《茨维塔耶娃文集(诗歌卷)》、《古米廖夫诗选》、《狄兰.托马斯诗选》、《绝唱里尔克》。
走出三联，在昔日罗琦被刺中眼睛的饭馆门口，我突然记起我手中威尔士诗人狄兰.托马斯的疯叫：她那海洋般的枕头，她在欲望中独自成婚；而他雪崩般的灵魂，正沿着她水银般的身躯潺潺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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