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职查看的一年半里，失意，苦闷，彷徨，无奈。但是我没有后悔，只有恨。我知道，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我以后的生命中不会再有了。

　　其间，武泳涛找过我多次。1994年五一节时，他带着深深的忏悔来找我，我闭门不见；七月份放暑假，他又带着写给我的诗来找我，当时我不在家，我母亲开门见是他，骂走了他，并在他走到楼下窗户时，泼了他一盆冷水；九月份我过生日时，他又送蛋糕给我，我没

开门。次日我开门看见了门口的蛋糕，迟毅着想拿起来，但我母亲抢过来扔到了垃圾洞里。

　　此后，我就与武泳涛断了联系。

　　一年多的休闲与反省，我的性格变了许多，人也成熟了许多。期间，我也试着找过许多工作，干过很多邻时工。我不求收入，只求不太烦闷，我真怕自己在家憋得太久会憋出病来。

　　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永远不上班吧！我还真舍不得自己热爱的大学讲台。但是单位还会接收我吗？我还有勇气到学校去吗？一连串串的问题困扰着我，郁结在心中越结越大。不行！我必须找个人说说自己的隐私，让人替我分析分析。为此，我专程去了趟北京，在一家心理咨询公司住了一星期。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从北京回南京后，我的心理适应能力稍微增强了。其实爱情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所爱的对象，错在自己的单纯、幼稚和轻信。我要站起来，勇敢地面对现实。否则，我一辈子都会在心灵的自我折磨中痛耗一生。我不能这样！我要重返讲台！

　　我征得母亲同意，由我出面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爹妈、哥姐都出席了。我在亲人面前客观地剖析了自己，并谈了自己的打算，当然还有我的借钱的恳求。父亲走过来抚摸着我的头说：“我女儿真的长大了！”母亲马上纠正父亲的话：“应该说成熟了！”哥姐笑着起身告辞，答应一个小时后各把三千块钱送来。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我在脑子里把学校每位领导的习惯、嗜好等分别总结清楚，然后把六千块钱变成了送礼佳品，逐一送到了各位领导家中。我还做好了听“难听话”的准备。其实没有一个领导为难我，每位领导都肯定了我在工作中的出色成绩，只是都附带着加一句：“重新振作起来吧！”

　　我又可以上班了。我想关键不是我的礼物起作用，而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正趋于开放，大家都能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和处理事务了。

　　1995年9月，我重新执起了教鞭。我深知工作来之不易，更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我要用更加出色的工作来换取人们对我态度的改变。

　　我深知作为一个独身女人，尤其是象我这样有过“前科”的独身女人是很容易招人闲话的，我必须尽快再婚，才能平息曾经的风波，才能让多嘴多舌人不再传播无谓的闲言碎语。

　　1995年12月，一个大雪天气，我鼓足勇气敲开了婚姻介绍所的大门。

　　本文选自《我把男人弄丢了》一书，瀚涛文化工作室授权连载。

　　欢迎网友来此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