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rgensen 说，“通往真实最直接的途径，便是让研究者亲身体验目标研究现象――也就是成为目标研究现象。” [2](P40) Rambo曾是一位脱衣舞娘，她以此来赚取大学学费，后来她便用这样的经验作为正式研究的基础，包括后续的参与观察研究；Kotarba因为背疾而进行针灸治疗，后来以此经验完成研究报告，并进而进行了对于慢性疼痛及保健业人员的广泛参与观察研究；Hayan在他对于扑克玩家所做的参与观察研究之中，成为一位专业的扑克玩家，成为受到研究的现象[2](P30)。中国学者张晓也将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列入苗族妇女口述史当中[3]。但问题是，他们或者在最初“进入情景”的时候并未明确自己要做研究，或者是在开始研究后才成为“圈内人”的，而我则先是“圈内人”。那么这是否会影响我判断的客观性？我的整个田野工作又是否还有价值？

　　我的看法是，至少对于像天体运动这种存在很大争议的领域，从来不可能存在绝对客观的研究者，研究者总会抱持这样或那样的倾向进入研究情景，关键的问题是，当他开始研究的时候，是否尽可能持一种客观的立场，也就是说，尽可能避免先入观念对研究的干扰。我将自己列入研究对象，不仅在于这是我可以最有效地读解的一个对象，更在于我可以充分考察我与其他人的互动，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整个情景以及情景中的人群。

　　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这个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者的人对某一概念的解读与其他研究对象不同时，他听从自己哪一个身份的声音。“圈内人对真实的概念，无法直接转移给外地人、圈外人或非成员。最初，他们都得以陌生人的身分体验这些概念。” 而我的不同是，本身作为一个天体主义者，我对于将接触的概念并不陌生，而且，我是带着一套比较成熟的概念进入的。

　　这时我面对的挑战是，当我对某概念的解读不同于其他圈内人时，作为一个自认为真正了解天体主义的圈内人，我会本能地捍卫自己的解读，批评别人以便维护我所热爱的天体主义的纯洁性。然而，这与作为观察者的我的身分发生了冲突，作为观察者，我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学习用圈内其他人的语言来读解意义，因为说到底我要研究的还是其他人，我自己可能仅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在面对这种二难选择时，一个理性的研究者便必须让作为圈内人的自己退出了，而认真去听取其他人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自我观察”与“全参与观察”不相冲突。

　　比如，在正式聚会之前，我浏览了沙龙召集人在网上建立的“天体相册”，坦白而言，这些照片给我留下的感觉并不好，有违我对于天体的理解。我认为其中有些颇显暖昧。我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在网上的讨论区直言了我的看法，也认真纪录了召集人的自辩，同时站在他的立场进行了分析。第一次聚会时，我特意带上了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借出来的几本欧美天体画册，那里面的照片完全符合我对天体的解读：自然，纯净，使人感到放松，而绝对不会产生性的联想。这几本画册在当天的到场者中传阅，我也由此进一步陈述自己对于那些网上图片的看法，我说我担心这会导致浏览者对这个组织的误解。事实也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后来一位女网友的来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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