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话题由《面对大海的时候》一书谈起，龙应台畅谈自己卸任后的思考，放眼华文世界的文化新气象。　　

　　素有台湾文化界重炮之称的龙应台，在“台北市文化局长”一职卸任后，陆续发表对台湾文化观察的数篇长文，引起各界讨论与响应，掀起难得一见的文化议题讨论风潮。《面对大海的时候》汇集了龙应台卸任后的力作，也收录了各界响应文章、龙应台演讲录，以及来自全球的华人读者写给龙应台的信函。

　　龙应台在20世纪80年代曾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将星星之火变成燎原野火，此番从官僚制度里磨炼脱胎，以宏观文化的视角、自剖自省的勇气与理性为台湾文化现状把脉，更触动了华文世界许多文化现象的神经末梢。

　　这次采访的话题由《面对大海的时候》一书谈起，龙应台畅谈自己卸任后的思考，放眼华文世界的文化新气象。

　　龙应台，出生于高雄，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在美国、台湾、德国多所大学任教。曾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局长”，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客座教授。著作有《野火集》、《人在欧洲》、《我的不安》、《百年思索》等。

　　关于“文化局长”

　　有耕牛性格的人没有野马的想像，有野马性格的人没有耕牛的耐性。我到1999年之后才懂得什么是耕牛，知道做耕牛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是不是因为这三年三月三天“台北市文化局长”的角色，使你重新看传统，看文化，看台湾社会？这种契机才使你写出《面对大海的时候》一书中的这些文章？

　　龙应台：在退下来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的文章会是什么状态，这些文章写出来后的反响是始料未及的，不仅在台湾，在海外、大陆也是。这些文章跟当年的《野火集》相比是没有火气的。这样冷静，这样严肃，讨论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个问题评论家可以去讨论研究。我之所以在这本书中把那些评论的文章都收集起来，是因为我觉得它们透露了很多信息，为什么一篇谈全球化与文化的文章在华人社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记者：你在《面对大海的时候》一书中说，文化人多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你当“台北市文化局长”，是不是想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文化理念？

　　龙应台：不证明什么，是自我的挑战和考验。当时马英九市长来找我，问我敢不敢当“台北市文化局长”。当你是一个思想的巨人，实践时变成行动的侏儒，你可能就要重新思考你从前讲的东西多少是可信的。这个“行动的侏儒”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一个写文章的人，去做实务的时候，会非常没有能力，连一个会都开不成；第二个意思是，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以前夸夸其谈的理念完全做不到，做出来的却完全违反你以前写作时候的高尚。所以，知识分子如果是前者，他能批判、能思想，没有能力推动实务，这个无可厚非、理所当然。谁说知识分子一定要推动实务呢？能写文章的人不见得就有推动实务的本事。问题是，很多高尚的理念你讲得自成系统，你却无法实践你所推崇的理念，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要被批判的。当时在思考要不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不是在证明知识分子如何如何，而是对我个人说，我以前所写的高尚的理想，到底做不做得到。

　　记者：你刚刚上任的时候，有些媒体质疑，龙应台还是不是那个当年批判社会的龙应台，有一个更为过火的说法是，龙应台被收编了！你是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些说法的？

　　龙应台：无所谓。对于“收编”这个词，它是一个很复杂、绝对不能简化的词。我知道在我决定回台北做这个事的时候，在北京、上海的网上有两种看法：一种是龙应台代表一种清流去影响浊流；另一种是，龙应台被收编了。我心里想做的当然是前者，把自己投进去，跟着那个机器去搅。观察一个人，要拉长时间去看。如果一个人进入体制后，你去看他(她)的所做所为，跟他(她)以前提出的观点是否违背的，如果没有违背，那就不是收编。如果有知识分子，不怕自己的手搞脏，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进入这个机器里头去发挥影响的话，那是非常可贵的。

　　记者：我对《面对大海的时候》这本书印象较深的一点是你对权力的反思，认为权力是可载可覆，可生可死。

　　龙应台：谈权力的这篇文章，在1999年之前我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对权力有近距离的认识，我要感谢这三年多。

　　记者：你的书中提到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写林怀民呢？

　　龙应台：他是一个文化象征。中华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碰撞之后，林怀民创造出来的艺术表达，不只是一个在台湾的艺术表演，而是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中一枝独秀。

　　记者：你在这篇文章中用野马跟耕牛的比喻，字里行间深含英雄相惜之感，是不是有“夫子自道”的意味？

　　龙应台：当然有。(笑)艺术家与文学家比较像野马，真正做事的人是耕牛。两者兼备的人是比较少的，有耕牛性格的人没有野马的想像，有野马性格的人没有耕牛的耐性。我到1999年之后才懂得什么是耕牛，知道做耕牛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关于“中国文化”

　　海洋文化习惯面对大海，面对挑战，面对不安。中国文化是一条不断变化的大河，它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充满创造力和爆发力的一个民族。

　　记者：读你的《面对大海的时候》一文，很震撼。你写这篇文章，是不是表达海洋文明到底是什么东西？

　　龙应台：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不同在于，内陆文化比较有农业传统，不太流动，不往外看。海洋文化习惯面对大海，面对挑战，面对不安。我们在自我批判的时候，台湾为一个海岛，国际观不够。四十年的封锁，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接受挑战，海阔天空的。但现在政治上的内部斗争跟内耗都与对内封锁的心态有关。这种心态来自于一百年来的封锁与扭曲。那是一篇台湾人自我反思的文章。

　　记者：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从更多元的视角来看，《面对大海的时候》也体现了更广阔的视野？

　　龙应台：对，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台湾是很了不起，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打开。它的开放是在意识心理比较表面的那一层。因为事实上经过一百年的封锁，一方面台湾人可以批判自己非常封锁，一方面又可以大大地赞美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一百年的枷锁砸掉。

　　记者：那么，在你心目中的中国文化是怎么样的呢？

　　龙应台：它是一条不断变化的大河。中国文化不断地被政治和统治者窄化与扭曲。如果让中国文化有自由空间发展，它不应该是这样的狭隘的汉人中心的观点。它的创造力也经常被压抑。如果你问我中华民族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充满创造力和爆发力的一个民族。

　　关于“市民文化”

　　一个城市的文化风貌不是由统治层的少数人来拍板定案，而是由大量市民的参与讨论，然后得出结果。

　　记者：《台北在发生中》一文中举的例子是不是想证明你提出的市民文化的观点？

　　龙应台：对，是讲一种市民文化。一个城市的决策、未来的形成，它的文化风貌不是由统治层的少数人来拍板定案，而是由大量市民的参与讨论，然后得出结果。以这个意义来看的话，台北是市民文化最强盛的地方，市民参与决策决定这个城市的未来是最深的，市民的权力最大。

　　记者：你写“台北之家”时，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侯孝贤导演在那里吊儿郎当地吸烟。“台北之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龙应台：它是一幢洋房。这种洋房在上海到处都是，在台北却仅此一家，是当时的美国历任驻“中华民国”大使官邸。那幢房子曾经宾客如云，最重要的人都在那里进出。房子的转换过程很有历史象征的意义，所以我当时要修复这个房子的时候，坚决不用政府一毛钱，用民间的钱。张忠谋先生给我六千万新台币去修这房子。我也是有心用民间的力量去修复这幢房子，当它转换为一个市民休闲、喝咖啡、听演讲的地方的时候，它的意义就由以前的强权与政治化身变为市民文化的象征。

　　记者：这算不算你“文化局长”任中的得意之作？在做这些工作时，有没有新的思考？

　　龙应台：算啊。像这个还有二十几个。其实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当进入实务这个层面的时候，做任何事情都很困难，要花的时候很多。我之所以用民间的钱来做，也是因为我可以马上就做。用政府的钱来做，我编预算就要编两年，然后一层层部门地向上递，估计重生“台北之家”就不可能实现。比较特别的是，在三年多中做出来的事情，台北每个人都觉得很惊奇。但事实上有个特殊的文化背景在后头，因为是龙应台去做官，这样一个社会比较信任的文人进入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台湾的企业界和文化界给了我最大的支持，这是我这个文人跟社会精英合作的结果。

　　关于“三地文化”

　　香港有最先进的与最落后的文化同时存在，新加坡是一个10星级的大饭店，马来西亚是中文成长得最快的地方。

　　记者：你来香港城市大学当客座教授后，对香港文化有没有自己新的看法？

　　龙应台：我发现香港的真实内涵与外人以为它是什么，差距非常大。香港是充满矛盾的社会，最先进的与最落后的文化同时存在，处处可以看到殖民地的痕迹。

　　记者：去年，你在新加坡演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龙应台：现在新加坡人比较不一样了，不容易生气了。我这次说新加坡是一个10星级的大饭店。一个地方要让文化在此生根，一定是一个家园，饭店虽然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但不是扎根的地方。

　　记者：你也多次到过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文化有什么样的了解？

　　龙应台：马来西亚是中文成长得最快的地方。马来西亚有品质最高的文学家和小说家，他们的华文土壤是最恶劣的，开出的花朵又是最美丽的。

　　关于“文风”

　　文章会流传的原因是“洞见”和文字的魅力。传统和英美文学对我的文风都有影响。

　　记者：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龙应台的好多篇文章会引起特别大的争论，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龙应台：文章会流传基本上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文章里所透露出来的“洞见”，另一个是文字的魅力。同样的题目，要看什么人写。

　　记者：你的这种文风，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龙应台：所谓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当我写《当权力在手》的时候，你倒是可以回头对照古人的文章，比如韩愈的文章。这便是受传统的影响吧。我也受英美文学的影响，我的逻辑感特别强，跟我的英文训练有关系，但欧化的文字比较少。

　　记者：你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中国的古书里，每两年需要重看一次的是《庄子》，为什么对《庄子》情有独钟？

　　龙应台：庄子的文字非常丰富活泼，不受拘束，我同时也欣赏他多元的思想。我也喜欢看《韩非子》，我欣赏他的文采。只不过《庄子》的话，每两年会回头去看，每一次会在其中发现新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喜欢。

　　记者：走了那么多地方，写了那么多书，你最坚持的文化理念是什么？

　　龙应台：以人为本。我反对任何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政治组织跟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