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骄阳 女 25岁 暂无业
我不是上海人，来到上海也只有短短半年。照理说，这个城市于我该是充满诱惑的，可我在这里却是度日如年、有如“狱囚”———这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呀，明明一个人住，可我却全天24小时地受人“远程监视”着，不许交友不许工作，连偶尔出门也是天大的罪过！
(若是走在街上，骄阳的回头率许是相当高的———银色吊带T恤、黑色短裙，极细的鞋跟足有10厘米。“要知道，就连今天来报社，我都是匆匆忙忙的，两小时里必须回家！”只可惜，这身装扮下的骄阳神色沮丧而慌张，还未切入正题，这话便已连说了3遍。)
电子音乐声中，他大叫要我做女朋友
我是武汉人，在认识皮卡以前，我几乎从没离开过家乡。
我是在大学3年级的暑假认识皮卡的———那时，皮卡所在的日资公司要找几个中文系的学生做临时文案设计，朋友的朋友辗转找到了我。
第一天进公司，一个日本男人居然用颇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大热天的，谁都不容易……”没说客套的“请多多关照”，也不见夸张的鞠躬，当时皮卡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特别，至少与想象中的日本男人完全不同。
也许正是因为这点“不同”，在以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对皮卡充满好奇；于是，当皮卡约我“下班后一起聊聊”的时候，我并没有拒绝。
那天晚上，我和皮卡去了迪厅。起初我俩谁也没去跳舞，只是各自捧着啤酒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也不知过了多久，皮卡突然猛地站起身，不由分说地把我拽进舞池。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声中，皮卡紧紧搂住我，凑在我耳边大声叫着：“做我女朋友吧，我是认真的！”
暑假过后，我便从寝室搬了出来，与皮卡住到了一起。
那半年多无疑是最值得怀念的，只可惜快乐的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就在我俩感情最稳定的时候，2002年春天，皮卡在武汉的工作期满，他必须回国了。
临走前，皮卡为我办了去日本留学的手续。就在他回国后3个月，我捏着大学毕业证书，来到东京继续求学。
(“其实我早知道皮卡在日本是有老婆的，还有两个孩子。可他多次向我保证，他和妻子早已没有感情，只要等两年后孩子们小学毕业，他是一定会提出离婚的———就冲着这句话，我才答应做他的女朋友。”骄阳的脸庞挂满委屈，盯着手机背面与皮卡一起拍的大头照，半晌不说话。)
他要我退学，说一切为将来
对我俩而言，东京当然不是武汉———如今到了他妻子的“眼皮底下”，我们的恋情也只好转入地下，远不如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也正是到了那时我才开始发觉，皮卡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完美，他的“封建”与“小气”，渐渐暴露。
留学生活与想象中的截然不同———皮卡为我找了家廉价的语言学校，窝在拥挤的居民区里，教室肮脏不堪；而所谓的家又在东京郊区，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终日不见阳光。我不得不每天辗转几小时去上学，而他只是偶尔才过来坐坐，然后又匆匆回去。
说真的，皮卡的心态完全让人捉摸不透：一方面，他只肯给我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可另一方面，他却又坚决不同意我外出打工挣钱。无数次的争吵之中，我俩之间的默契和快乐很快消磨殆尽……
不过，皮卡虽然小气，可也有令我感动的时候。有天，我半开玩笑地对皮卡说，在汉语里，我这样的角色叫做“二奶”，而我这个“二奶”，当得实在委屈。谁知话未说完，他竟生气了，很认真地一把搂住我说：“我当你是老婆才不让你工作的，现在省下的钱，将来是给我们的孩子！”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尽管生活得有些艰难，皮卡的这句话成了我无限的精神动力。
可我最终还是没能完成学业。1年以后，皮卡所在的公司在上海新开了家分公司，他被安排每季度去上海一次。得到消息后，皮卡立刻为我办了退学手续，并且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还是那里开销比较省，一切为了将来嘛。”
他大发雷霆，命令我不准出门
初到这里的日子虽然寂寞，但过得倒还有些味道。上海对于我而言，是个完全新鲜的城市，我必须学着精打细算。
我很快在天山新村附近借了套小房子，算是安顿了下来。可是，新家没有电脑、没有电视，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四壁空空，憋得人简直抓狂。所以刚到上海的两星期里，我很少在家———每天睡到自然醒，胡乱吃些早餐后便出门，白天逛街、看电影、泡咖啡馆，晚上通常找家便宜的网吧，不到凌晨不回家。
其实我在东京的所谓“家”也小得可怜，但那段日子总算过得充实而有规律———我很用功地上语言学校，跟着电视模仿日本女人的一言一行，想象如果哪天皮卡突然向我求婚，我该怎样给他一个标准的“日式回答”……
一下从东京的“闷罐”中释放，我在上海疯玩了大半个月，几乎将皮卡忘得一干二净。终于在某天凌晨，我还没踏进家门便听见屋里铃声大作。飞奔进屋、拎起电话，听筒里立刻传来皮卡歇斯底里的吼叫声！
原来，他一连好几天晚上躲开妻子给我打电话，谁知总没人接。于是皮卡大发雷霆，根本没给我任何解释机会，他竟粗暴地下起了命令：“从今往后你没事不准出门，你别以为我在日本就管不了你。半夜三更不回家，谁知道你会不会背叛我！”
(“我，就是你们上海人说的‘金丝鸟’吧，”不知怎么了，骄阳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但我这只‘鸟’实在过得蛮艰辛的。到了上海后，他每月给我的生活费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除去800元房租，还能剩下多少？最可气的是，他还是不同意我自己挣钱！”)
铃响3声后，3分钟内打他手机
皮卡依旧说什么也不同意我找工作；我退而求其次，让他给我买台电脑解闷，却也迟迟不见动静。每回向皮卡发牢骚，他总是说同一句话：“想想将来吧，我离婚时肯定要给老婆一大笔积蓄，现在不多省点，以后拿什么养你？”
没办法，我最终还是决定自己养活自己，背着皮卡工作。没有任何朋友，我只有通过网络找兼职。可是自从那次吵架后，皮卡的电话变得“神出鬼没”，总在不同时间突然来临。于是，每次上网吧找工作，我都提心吊胆，出门前先把电话听筒搁起，装作电话正忙的样子。
好在这一年在日本算是没白学，有了一门外语在手，是不愁找不到兼职的。我时常能从网上接到些日语翻译的活。没法去现场做口译，我只好负责笔译资料部分，枯燥单调不说，报酬也低了许多。
自从有了这个“小金库”以后，我这才过得“滋润”了些。有了闲钱，我先为自己添了台电脑，然后尽量把小屋装扮得有些生气，又为自己添了些好衣服———当然了，我还是不常出门，大多数物品都是从网上购来的。
今年5月底，终于盼来了皮卡来上海。为了迎接他的到来，那天下午，我特意去超市疯狂采购，进口牛排、明虾，全是平时从不舍得买的奢侈品———谁知正是这些菜，几小时后竟成了导火索。
这是我和皮卡在上海的第二次见面，也是他第二次来到我在上海的“家”。那天整个晚上，皮卡都显得怪怪的，似乎闷闷不乐。直到这些菜端上桌，皮卡突然用一种狐疑的眼光上下打量我，好一会儿才开口：“这套衣服不便宜吧？”说着，他突然走到衣柜前，打开门，声音猛然提高了八度：“你怎么可以这么浪费？这些衣服、这些菜，还有家里乱七八糟的摆设！……”
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里，皮卡喋喋不休地唠叨，一会儿指责我如何不会过日子，一会儿又猜疑我的钱从哪里来。见我沉默着不回答，皮卡扔下一句“你该不会做了什么肮脏事吧？”说完转身就走。
自从那次回到日本以后，他就开始对我实施全天候的监督。为了节省电话费，皮卡居然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他打电话过来，铃响3声后挂断；只要接到这个暗号，我必须在3分钟内打他手机，铃响3声后也挂———以此证明我正乖乖在家！
约定暗号以后，家里的电话铃还真是每天响起，白天、半夜、凌晨，让人防不胜防。眼看皮卡当初承诺的“两年期限”就要到了，而他也总说离婚就在眼前。但我却再也提不起半分快乐来———现在我已经过得有如囚犯，哪天真要是结婚了，我岂不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