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德国，施罗德也有着“平民总理”的称号：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清洁工；他也没有世界名校的学历——他靠自学和上夜校完成教育。但是，他却成功地从社会的底层走向权力的中心，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前不久我去到德国北部的城市汉诺威，在那里采访了德国前总理德哈特施罗德。施罗德有着典型的德国人的身材，高大且魁梧，让我想起了有这样一句话形容他，“如果施罗德是泰坦尼克号的话，那么沉没的将是冰山”。这句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倔强而执着的性格。但我想这样一种性格的形成和他的出身也不无关系。他的父亲年纪轻轻就在二战中死于罗马尼亚前线，所以施罗德从小靠着替别人洗衣、做清洁这样的卑微的工作拉扯成人的，这使得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了解。退休之后的施罗德在生活中也没有太多的特权，我们发现当他自己开车来到采访地点的时候，他的保镖乘坐的车辆比他的还要高级。

　　在离约定时间还有5分钟的时候，格哈德-施罗德，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一 总理的平民生活

　　“我现在又重操律师就业，保证在经济上可以承担这个房子”

　　格哈德-施罗德，生于1944年4月7日，今年65岁。1998年，出任德国联邦总理。2002年赢得连任。2005年，施罗德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大选中失利，施罗德宣布自己将不再于内阁任职，并于12月退出政坛。随后，他和他的第四任妻子多丽丝以及孩子，定居汉诺威。

　　杨澜：非常高兴您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我知道您在退休之后，就住在汉诺威，这座城市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施罗德：这里有一个叫马斯湖的人工湖，在这里人们可以扬帆行船，可以游泳，湖边有漂亮的餐厅，它使得汉诺威非常适宜居住。

　　杨澜：中国的观众对您退休后的生活非常有兴趣了解，比如您住多大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你会不会帮助太太修房子、买菜？

　　施罗德：我们是个有三个孩子的大家庭。顺便说一句，我的大女儿在学中文，而且已经能说一些了，她将偶尔去中国工作。我们还有两个小的孩子：儿子四岁，女儿八岁，两个都是我们收养的子女。因此，我们不能再租小公寓住。我们现在的家是在汉诺威市里一个带花园的房子，很漂亮，孩子们可以在花园中尽情玩耍。我现在又重操律师旧业，同时兼职几个大的国际公司的顾问工作，因此在经济上我可以承担这个房子。

　　杨澜：我听说您保镖开的车比您自己开的车还要高级，是这样吗？

　　施罗德：我们自己开一辆大众轿车，全家出行需要较大的空间，我们还有一辆大众家用巴士，工作时我开另一辆汽车。这是个可爱的小故事，其实过去真的是这样。当年我在汉诺威做联邦州长时，我们自已开一辆小型私家车，而警卫开着一辆大的防弹车在后面保护，并不影响我们。

　　二 对中国的外交理念

　　“亲华，既是理智，也是情感。”

　　在德国，施罗德也有着“平民总理”的称号：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清洁工；他也没有世界名校的学历——他靠自学和上夜校完成教育。但是，他却成功地从社会的底层走向权力的中心，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在德国政坛，施罗德被看做是“单打独斗”的政治家。他既没有得到老一辈政治领袖的提携，也没有固定的盟友。另外，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从不惧怕受到抨击。

　　杨澜：1981年当时你还在担任青年民主党的主席的时候，你在联邦议会发言居然不带领带，听说当时有很多议员感到是不可以接受的，你想以此表明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施罗德：那次是我第一次出席联邦议会的会议，我没有带领带，可能稍有些挑衅的意思，年轻人嚒。但同时我也想以此显示，我们注重内涵，而不是外表。当然，正像您现在所看到的，我的着装变化了。

　　同样，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施罗德也从不掩饰地自己的乐观与支持，并说：亲华，既是理智，也是情感。

　　杨澜：作为联邦总理你第一次正式访华是在1999年5月12日，在这之前四天，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那个时侯你为什么决定，还是要如期来访问中国。我记得当时民众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们甚至打碎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玻璃，这种状况这种反应出乎你的意料吗？

　　施罗德：中国民众的这种反应没有出乎我的预料，人们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贝尔格莱德中国使馆被炸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四天后我作为德国联邦总理访华，我确实考虑过我该怎么做。德国是北约成员，而轰炸由北约造成，我虽没得到北约的授权，但我还是以北约的名义为此道歉。我不只是向中国政府表达了歉意，我也在中国电视上向中国人民表达了深深的歉意，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我觉得中国人民也理解了我的诚意。

　　杨澜：我知道当时无论是北约还是中国政府方面，都可以对这次访华比较低调，但是双方都选择比较高调的来传播这样一个消息，你认为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施罗德：我认为我的第一次访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大家看到我诚实地对待塞尔维亚问题，诚实和正直的准则也是我在任期内和两任中国领导人共事的基础。在我的第一任期间，是同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的交往；第二任期间是同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交往，我同四位中国领导人都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我们当然都代表着各自国家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但是我们达成了彼此互信的共识，这也促进了德中关系更为密切的发展。

　　人们都说，1999年5月，施罗德在特殊时期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奠定了中德两国关系良好的发展基础。而作为德国的国家领导人，施罗德本人对中国的观察与认识，也在积极地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进程。

　　杨澜：在这之后，你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一次，为什么会来的这么频繁，你怎样看待当时德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

　　施罗德：首先我一直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的文化还有中国的发展让我着迷。我年轻时关心政治，当然也关注着中国，毛泽东的生平和对历史影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我关注中国的开始，而中国也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我。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在经济方面可以相互学习，因为我们相互需要，德国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需要德国的经验和创新技术。我认为德中经济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则双方以诚相待，平等互信。理解中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敏感对待中国的民族问题。有一点我指明，国土完整不只是中国的要求，它也是世界政治的重要议题。

　　施罗德：在中国庆祝建国六十年之际，我祝愿中国继续保持现代与传统的融合，保持领土完整，和平发展社会与经济，也希望外界尊重中国捍卫领土完整的原则。

　　1989年6月，欧共体的决策机构部长理事会在马德里开会，宣布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是：“共同体成员国中止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并禁止与中国进行武器贸易”。该理事会宣言成为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原始依据，使刚刚起步的中欧军售往来又告停止。在此后的多年中，这一问题成为中欧关系上的一块坚冰。

　　2004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发出了解除对华武器禁售的声音，施罗德也是这一声音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杨澜：2004年在是否解除对中国的禁运问题上，欧盟内部也产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您和法国的总统希拉克是支持解除禁运的，而您自己的外交部长是反对解除这样的禁运，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内部分歧？当时你会受到什么样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