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青春，如何与人说

　　聚会原定晚上6点开始，由于不少同学是个体老板，正月初八是个吉利日子，大多忙于开业，然后才能驱车前来。一直等到8点，答应来的人才基本到齐。

　　“要不不等了，我们先开始？”期间，易光斌多次问我。

　　“还是等等吧，都10年没见了。”我说。

　　尽管他们都在十堰市里，易光斌与他们见面并不多，平时也很少联系。偶有聚会，同学们都以“才子”称他时，他则淡淡一笑，拿起酒杯与人干掉，然后默不作声地自斟自酌。

　　而他这10年走过的路，大家知道的并不多。偶尔在网上问起其他同学，也多是以“听说他毕业后挺不顺的”一句话带过。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10年前的那次见面，正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时期。

　　1999年春节前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县医院大门。突然，一个人跑过来说，“我休学了。”

　　我愣了一下，发现是他。他上身的灰西服有些皱，脚上的旧回力鞋带着些泥痕。手则是我熟悉的那双冻得红肿的手，一只手捂着胸脯，另一只手提着几包纸包的中药。

　　他告诉我，大学入学的例行体检结果显示，他的身体出了意外，校方要求：“休学，治病。”他正在县医院住院。

　　我们匆匆告别过后，再次见面，已是2000年的夏天。

　　见面之前，我已听闻他退学的消息，当时有些愕然。但很快我便为自己的事情心烦意乱。那个学期，我不愿继续学习环境工程专业，拿着刊有自己高考满分作文的报纸和书，找到副校长，要求转到中文或新闻专业。当然，最终未能如愿。

　　在市政府文化广场前，他一只手拿着书，一只手推着车，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

　　“等再过几年，就算上完大专，也还是文盲。”我还没问，他便提前跟我解释他退学的道理。然后反过来安慰失魂落魄的我，“能在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重点大学感受人文氛围就行了，没必要转系。”

　　他自己的情况，始终没有多提。我只是听熟人说，这两年他活得不容易。

　　第三次见面，是在7年之后的2008年春节，我刚刚从清华研究生毕业。

　　与他一同前来的，是一个文静漂亮的女孩。他请我到十堰市市中心一家小店吃了顿便饭，花了48元，并第一次给了我他的名片。言谈之间，得知他在朋友的公司帮忙做汽车饰品生意，但情况并不太如意。

　　“是你女朋友吗？”女孩走后，我低声问他。

　　“现在不是。”他说，然后脸唰地红了。

　　我们沿着马路走，他一直送我到了很远的车站。临上车前他问我：“‘十一’的毕业10年聚会你参加吗？”

　　“到时候看吧，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说。

　　“你参加我就参加。”他还是QQ上说的那句话。

　　我们的第4次见面，便是这个春节，从正月初七的下午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九的凌晨两点结束。这也是近30年来，我们见面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进入而立之年以前的人生画卷，也第一次由他主动在我面前彻底打开。记忆的画面，也再次被他拉回10年之前。

　　那年他在县医院住院3个月后，借来的1万多元已花完。1999年8月复查，一切如旧，他再到亲戚家借钱进城抓药，得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8月30日那天，他一眼瞟到了木匠父亲手上那三根还剩半截的手指，转身看到写字台上的药，已所剩无几，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父母已去干农活儿，易光斌锁上家门后，一直不敢回头，他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退学、要钱。但客车冲过村口时，他还是扭头朝家的方向，看了看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山村。

　　可踏进学校大门那一刻，他犹豫了。他想起了“希望永远在未来，我希望，所以我相信”这句话，这是他在大学开学第一篇作文里写的，文章被教授当做范文在大教室宣读。

　　这天晚上，他去听了最后一堂课，老师讲的是宋词。

　　“那次我多看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几眼，‘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英雄泪？’过去读这样的句子，我只想听别人伴琴而歌，然而在上那最后一堂课时，我却希望自己做一回伶人。”他回忆道。

　　教师节那天，他办完退学手续，成为“学校第一个自愿选择退学的人”。拿着学校退的1953块钱，他直接去湖北中医学院，找到一位老教授开了一个药方，抓了一大包药。然后，他跑到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中华诗词经典》。

　　回家不久，右膝的伤病殃及左腿，他便买回中医针灸书籍及针具，自己练习刺穴，止痛活血。“腿部穴道几乎刺遍，最开始的时候，针一刺即弯。”

　　那时，家里的一头小母猪被劁(给牲畜做绝育手术)死了，父母非常伤心。“一头猪死了，其价值不过200元而已，但他们已经很伤心；如果我死了，他们能承受么？不，我要好好活下去，直到他们故去。”他在日记里写道，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可现实是，再去了一趟镇上的药店，又去书店买了余秋雨、梁漱溟和季羡林等人的书后，退学时的1953块钱，只剩下93块。

　　2000年4月的一天，他沿着翻山越岭的公路骑行70公里，在天黑前到了十堰市区。他无处可去，只好骑着车在大街上游荡。

　　后来，他在十堰市军分区大院的一把石椅上，不知不觉躺着睡着了。两个年轻士兵推醒了他。在说明情况后，他被士兵安置在值班室的床上。

　　他陆续找到几份推销员工作，都由于买不起寻呼机，销售业绩上不去，不得不放弃。

　　在邻居帮助下，他夜间为酒店看守小院，每月工资300元。酒店老板建议他值白班，这样可多挣150元。

　　但他拒绝了。他有他的考虑，白天在外面做些推销业务；夜间回到酒店值班，则可以看书、看看棋谱、继续用针刺自己的腿部穴位。

　　“做保安只是无奈的暂时选择，我害怕被那种日子消磨掉自身残存的锐气。我需要时间读书看报，我需要时间治疗自己的伤与病，当然还要思考自己的出路。”他在日记里告诫自己，他对自己的而立之年依旧充满期待。

　　经过两年多的自我针灸治疗，他受伤的腿关节终于不再错位。而他也成为一家办公设备销售公司的大客户部业务员。

　　一次，他到一家单位拜访时，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正参加MBA培训，并拒绝透露培训地点。于是，他当即买下几份当地报纸，查找上面的培训广告，找到培训地点，站在门口等领导下课。看到他顶着酷暑的烈日，骑车赶了十几公里的路，领导把他请进自己的宿舍，随手签下了这单业务。

　　“1999年9月是我远离大学的季节。也许，从那以后，我就渐渐幻化成一块拒绝融化的冰了。”他说，“只要觉得未来还有希望，我就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后来，他做过酒水公司企划人员、广告公司业务员。在因SARS暴发而失业后，他依靠在棋馆下围棋赢得的4000元彩金，勉强维持过了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