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幸福了吗？》是他十年来的第二本书，上一本书是《痛并快乐着》，那时白岩松32岁，满头黑发，很瘦，相信更多的东西在远方，书的结尾他引用了一首诗：“相信未来”。

白岩松

　　2009年元宵节，央视新台配楼大火当晚，白岩松就在马路对面。

　　那天是《东方时空》老《东方之子》节目组的聚会，他要从东边赶到西边，当晚十点，他要直播《新闻 1＋1》——这是2008年3月24日，央视新闻频道开创的一项“新闻＋评论”的直播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每次30分钟。

　　几十分钟后白岩松冲出重围，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晓涛的答复是：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这是白岩松在新书《幸福了吗？》里提到的一段往事。

　　《幸福了吗？》是他十年来的第二本书，上一本书是《痛并快乐着》，那时白岩松32岁，满头黑发，很瘦，相信更多的东西在远方，书的结尾他引用了一首诗：“相信未来”。

　　十年过去，白岩松开始控制体重，他辞去了三个制片人的职务，只保留了一个“新闻评论员”的名头。

　　“十年前我对未来非常乐观，十年后我要提醒自己‘必须相信一些’。”白岩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幸福了吗？》的开篇，是白岩松对2001年美国“9·11”时央视甚至中国媒体“失语”的耿耿于怀。近十年过去了，白岩松们一直在努力不“失语”。

　　“新闻不能仅仅寄托在理想主义者身上”

　　南方周末：在《痛并快乐着》的后记里，你希望40岁的时候很多问题已经没有了，你当时担心的是哪些问题？

　　白岩松：那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比如尊严、幸福、民主、自由等等。改革三十多年了，我们汽车、房子都有了，但是一些你期待的东西还没有随之而来。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既得利益者？你可以依赖你以往取得的某些东西，让自己的利益获得很好的保障。但如果你要向前走，你就不能做一个既得利益者。

　　我以前强调新闻记者应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成就感，我现在用的是卑微的成就感，过去我在乎声音的力量，现在我在乎万千声音中的一个。

　　今年有一次在人大给学生上课，我讲了一句话，人要信点什么，虽然你很聪明，你知道你信的东西不一定对，但是逗自己玩也要让自己信点什么。我起码还在信，新闻有助于社会变得更好，哪怕一点点。

　　南方周末：《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飘扬的理想主义，在这十年处于很艰难的境地，你怎么看这个变化？

　　白岩松：我当然很怀念那个时期，但我对很多人说，不要再拿《东方时空》说事了，不要再拿新闻评论部说事了，有些东西也该有更大的进步。

　　说理想主义的时候，往往寄托在一两个理想主义的领头人，带着一群理想主义的人向前冲，有很多粗糙的地方。大家记住的是成功的东西，有很多不成功的东西，大家故意地、粉红色地淡化了。

　　那个时候只是小团队去拓宽了某些空间，现在我们在更大更新的平台上去思考问题。未来的新闻发展，不能仅仅寄托在理想主义者的身上。我倒希望我们今天的团队里，理想主义者是10%。80%是职业新闻人，然后有10%的混混。

　　南方周末：让理想主义者和混混同一比例？

　　白岩松：现在错综复杂，有45%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其中有很多人是天天嘴上以理想主义为由在混。

　　我希望将来传媒的人不仅仅依赖于“今天100分，明天40分”所谓激情四射的东西，我还是希望主体是职业新闻人，他可以不说天花乱坠的口号，但是交到他手上的每件事都可以非常职业地表达好。

　　很多人抨击中央电视台失去了10年。真是这样吗？十年前《痛并快乐着》的时候，舆论监督是我们极少数栏目；全新闻频道没有，资讯量很小，更不用说评论了。十年后，我们有了新闻频道，资讯量今年在一天里就突破了600条，舆论监督回到了新闻当中去了，从网络到平媒，从杂志到广播、电视，随处可见。评论在几乎所有的媒体上都有了，所以这十年还是进步的。

　　自尊比收视率的压力更大

　　南方周末：1996年，你写过一篇论文，“如果新闻改革的速度很快，但是新闻人素质提升得很慢，改革一定会被毁掉。如果新闻人的素质提升得很快，新闻改革的速度很慢，这批人也坚持不了多久。”今天这句话被证实了吗？

　　白岩松：这是我今天在担忧的事情。1990年代，有很多优秀人才进入到传媒里。我开玩笑说，那时的领导送孩子都往传媒里送；现在的领导往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那里送。

　　很多优秀的人进入之后，新闻改革的速度就必须保持能让这批人在这里安放理想。新闻人的收入历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工资，这个真的很抱歉，如果单论工资，新闻绝不是社会中很好的职业，吸引很多新闻人留下来，而且干得津津有味，是第二份收入，那就是卑微的成就感，推动社会前进的成就感。

　　如果很长一段时间第二份收入都没有的话，有多少人会因为第一份收入继续留在这里呢？高水平的人才慢慢都流失掉了，等你下一步能启动要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称职的人可以推动它。传媒的诱惑力在减弱，新闻的危险不在现在，在将来。

　　南方周末：你们还有收视率的考核吗？

　　白岩松：收视率看似压力很大，骨子里压力没有那么大。《东方时空》初创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外在要求，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到压力更大。因为周围别人挑剔的眼光，“那片子是垃圾呀”，给你的是毁灭性压力，伤自尊的压力比收视率更大。

　　新闻的问题，不能靠量的竞争，而是靠质的竞争，最近台里领导也讲了这一点，就是说要有特色，要有深度，要新闻立台。这个我觉得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道路上了。

　　“居然中央电视台直播了”

　　南方周末：你新书开篇就讲到对央视在美国“9·11”直播中失语而耿耿于怀，为什么？

　　白岩松：那是这10年的一个起点。不直播这个决策不在中央电视台这里，但这个事件给之后的中央电视台，包括给中国的传媒提了一个醒，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怎么想，就可以不与历史同在，不与新闻同在。而且被你照顾的一方也不会同情你，也不会感谢你。

　　全世界9月12日所有的大报的头版头条全是“9·11”，只有咱们是放在头版的一个角落里。面临抉择的不光是中央电视台，还有中国其他的传媒，我们的这些东西被美国的新闻博物馆挂在那里，极其刺眼。

　　没有“9·11”的失语，就不会有央视后来的新闻直播。罗明台长在两年后，就是伊拉克战争开打前一两个月就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你生活半径在中央电视台15分钟车程之内，随时做好直播的准备。那就是这种失语的压力。

　　南方周末：你比较难忘的直播有哪几次？

　　白岩松：常态。首先你必须回到真正的源头，香港回归的直播，那是中央电视台甚至是中国整个传媒领域，第一次用直播的方式去同步地记录事件。

　　我们为这个直播提前一个多月就去深圳，72小时直播，提前大部队入港，花多少钱啊。我在深圳住了一个月，那次天天睡不着觉，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新闻考验的不是业务，而是心理。

　　再接下来的就是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及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那次他们谈了很多敏感的东西，但克林顿在即将离开中国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在中国访问期间印象最深的事情时，克林顿的回答是：那两场活动居然中央电视台直播了。

　　还有推迟了但终于到来了的SARS。4月20日那天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撤掉张文康和孟学农的职位；另一个就是开始每天下午四点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向全世界直播，我认为那是“中国”的直播。

　　南方周末：宣传性直播和批评性直播，边界怎么把握？

　　白岩松：我不太会这么想，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做广州亚运，有批评，又有支持。前半场我对免费公交提出不同看法，地铁由400万人变成780万人次，我觉得好的政策需要有好的细节来配套，才可以取得好的结果。它是进步的，因为含有一种歉意，想回报老百姓，但是也很危险。

　　谁都没有想到我把过去广东各种媒体批评亚运会工程扰民等等全给罗列出来。下半场一回来我就说，有很多人会觉得白岩松你们干什么，人家开幕，你给添乱了，净是批评。我说不，广州亚运会筹办的过程当中，天天报纸上有批评，领导正面回应和道歉是中国进步的一部分，看上去不和谐其实是更大的和谐。

　　这还是一个对舆论监督理解的问题，这个过程挺漫长的，现在有人理解明白了，有人没有理解明白。我在直播中提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说：不要总拿媒体批评说事，批评是督促我们工作进步。所以广州亚运会筹备期间，广州的报纸上经常批评亚运工程，你要是身在广州可能体会不出来，要是从外面去看，广州真是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