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科尔文及法国摄影师在叙利亚遭炮击身亡
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美国籍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及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22日在叙利亚遭炮击身亡。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天在国会对科尔文遇难表示哀悼，并称这是对正在叙利亚采访的记者所冒危险的“一个令人失望的悲哀提醒”。
科尔文是《星期天泰晤士报》资深战地记者，而奥奇力克凭利比亚反叛活动报道本月刚刚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法国政府宣布了两人不幸遇难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科尔文和奥奇力克在叙利亚霍姆斯市的住所遭到炮弹袭击，两人被火箭弹击中身亡。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称，他对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感到震惊及深深难过，并对两名记者的家属表达诚挚的慰问。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星期天泰晤士报》所属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闻知这一消息后表示，科尔文是她这一代记者中最杰出者之一，总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场合。在采访斯里兰卡内战时，科尔文曾经失去一只眼睛，但这并未阻止她重返更危险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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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站叙利亚 捡鞋子时遭袭击
“很无助，天气也出奇的冷！但我会继续报道，把最新消息发出去。”这是科尔文的Facebook个人页面上的最后一条留言。
2月14日，科尔文沿着一条走私路线艰难地来到了霍姆斯。此时的霍姆斯已然成为阿萨德政权火力攻击主要目标。科尔文显然明白前往霍姆斯的风险。事实上，霍姆斯的情况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科尔文直言，在她报道的诸多冲突中，霍姆斯是最凶险的一次。
2月19日，科尔文在霍姆斯发出了第一篇报道。“他们把这里叫做寡妇地窖。临时病床和凌乱的物品之间，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儿童人挨着人，被困于霍姆斯的恐怖之中。”
没有人会意识到这是她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最后一篇报道，包括她自己。两天后，报社总编辑要求她立即撤离，为了做一篇重要报道，她还是留了下来。
在BBC的连线中，她这样描述着：“太可怕了，这个婴儿才两岁，脱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弹片击中他的左胸。医生什么也做不了，婴儿的肚子一直在起伏着，直到死去。”科尔文用她惯有的沙哑嗓音回答说：“我强烈认为，这些画面应该被展现出来。对于那些不在现场远离冲突的观众，这会产生强烈的触动。这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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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鲁起航 她几乎踏遍所有战场
科尔文1956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牡蛎湾，在家中排行老大。和同时代出生在当地的同龄人相比，她从小就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1974年，优秀的面试表现令科尔文顺利进入耶鲁大学，并加入了耶鲁校报。不过，真正摆正她命运之舵的却是她在大四那年参加的一场研讨会。此前，她“无非是想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
研讨会上讨论的是美国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情况的报道，科尔文被这篇报道深深震撼。从此，她决定投身新闻事业。
大学毕业后，科尔文从合众社夜班记者做起，不过她并不满意。她觉得美国通讯社的报道“只注重事实，没有感情”。随后，她加入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支驻外记者的精英团队。于是，她去做了战地记者。
时至今日，科尔文已有近30年的战地记者经验，从斯里兰卡到前南斯拉夫，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她几乎踏遍所有战场。“我并不是典型的战地记者，因为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几个世纪过去了，战争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战场上依旧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战场外妻离子散；交战双方都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战争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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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卡扎菲的女记者
玛丽-科尔文很有可能会是最后一个专访卡扎菲的记者。今年年初，卡扎菲曾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滨餐馆里接受她的采访。
科尔文的提问直言不讳：“你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没有人反对我。”卡扎菲回答。“可现在一半的国土都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下。”“有吗？我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变化，一点动乱的迹象都没有。”说完，卡扎菲哈哈大笑起来，以一种故作轻松的姿态。科尔文也笑了，眼前的场景有种她所熟悉的荒诞——这是她数次近距离采访卡扎菲时常有的感觉。
科尔文与卡扎菲认识20多年了，“卡扎菲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他很缺乏安全感。”比起“中东疯狗”、“非洲雄狮”等名号，科尔文的评价更为中肯、可信。
科尔文第一次见到卡扎菲是在1986年4月，一天凌晨3点，她在阿齐齐亚兵营的地下室里采访了卡扎菲。“那是一次很古怪的采访。门被他反锁了。我不断打开录音机，卡扎菲不断关掉它。”
这次采访后，卡扎菲对科尔文印象不错，再看到她时会亲切地问候：“玛丽，你来这儿做什么呀？”有一次，卡扎菲接受科尔文的采访时，看到她很疲惫，采访结束后，还派自己的护士连夜去酒店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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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 越危险做得越出色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说：“危险似乎对科尔文有种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险，她就做得越出色。”很多时候，科尔文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记者。不管在哪里，科尔文都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
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在极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面糊。晚上，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地方休息。
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硌醒了，一摸，居然是两枚手榴弹。“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炸个稀巴烂。”
所幸，科尔文活着回来了，并凭借她在车臣和科索沃的报道赢得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勇气奖”，此前，她还曾凭借在前南斯拉夫的报道获得了英国“最佳驻外记者奖”。科尔文其实不需要这些证书作名片，人们只需看到她的脸，就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付出过什么——她只剩下了一只眼睛。
“有人说我傻，但我不在乎。如果我待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安逸地喝着咖啡，写一个矫情的专栏，那才叫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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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和玛丽合作过4年，玛丽如果在战区采访，汤姆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玛丽打电话。如果有危险，他会劝玛丽离开，但后者总是想再等等。汤姆说，玛丽是最让人放心的记者之一，能够照顾好自己。
在巴格达，玛丽是少数出门不坐防弹车的记者之一。她喜欢打出租车，与当地人打成一片。“我们总是问自己为这样的报道付出的风险是否值得，以及如何区分勇敢与鲁莽。”玛丽在演讲中说。答案是值得，哪怕她为此付出了左眼。[详细]
“玛丽总是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报道战争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恐惧和痛苦。”汤姆介绍说，玛丽会和当地人同吃同住，以获取最深的细节。“死亡数字打动不了人，必须让读者感受到现场的细节，才能明白战争的伤害。”
在战区奔波后，玛丽不会像有些记者那样躲到家里，让自己平静下来。玛丽经常在家里举行大派对，或者出去找朋友玩。如果情绪实在不佳，她会和朋友驾船出海，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待上2个星期，像探险家一样，和风浪斗一斗……[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