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区黄背岭村和水背村是深圳的两个著名的港人“二奶村”，在这两个村落里居住着成千上万的大陆二奶。没有谁是天生的二奶，也没有谁天生愿意当二奶，可究竟是什么让她们走上了二奶这条辛酸路呢？笔者在黄背岭村十围的一幢漂亮的住宅楼里，采访了一个四川籍的美少妇，她的身边跟着一位正蹒跚学步的小男孩。提起走上这条路的经历，她的眼泪涔涔而下……
涉世之初，我也是一个向往爱情的女孩
1999年9月，19岁的我从四川省资中市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就直接来到了深圳。本来我是可以分配到家乡县城教书的，但8000元的上岗费却成了拦路虎。我能读到中师毕业，早已掏空了家底，再说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还小，正是读书花钱的时候，我也不能自私到只顾自己的地步，于是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我跟随老乡进了宝安区沙井镇一家电子厂，满怀憧憬地开始了打工生活。第一个月发了450元工资，我给自己留下50元零花钱后，剩余的全部寄回了家。然而，这家电子厂只下半年有活干，等过了春节，就几乎接不到订单，每个月只能发100多元的生活费。无奈之下，我只好辞职。
2000年5月，适逢万佳商场对外招聘员工，我成了万佳商场的一名营业员。商场包住不包吃，月薪有1000多元，我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努力挣钱，帮家里减轻负担。在2000年“十一”期间，商场的生意异常兴隆。因为细心勤快，我被分到了封闭柜，专管烟酒的销售。这可是全商场里最重要的一个岗位，那些洋烟洋酒都贵得吓人，稍不留意就会造成重大损失，所以我更是小心翼翼。
10月2日那天一大早，商场刚刚开始营业，等在外面的顾客就一窝蜂地涌了进来。这时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说是要买两瓶XO。我一听不敢怠慢，连忙打开了玻璃柜给他拿，可谁知，就在我递给他的时候，人头马却失手掉在地上，听着酒瓶破碎的声音，我一下子被吓傻了。等我反应过来时，主管已闻声跑了过来。看着他严肃的脸，手足无措的我又赶紧蹲到地上去捡玻璃碎片……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商场有规定，损坏商品是一定要赔偿的，要知道一瓶XO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就在主管声色俱厉地训斥我时，只听那位高个子顾客说：“这瓶酒我来买单，再要两瓶，一起结账吧。”我一下子愣住了，感激地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就这样，我认识了高明，他是香港人，一家港资公司的驻深圳代表。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他告诉我其实他那天为我垫付的酒费都是可以报销的，所以我用不着这样感激他。他这样做让我愈发觉得他的善良。我突然对他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好感，而他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迷离，我们就这样堕入了情网。
身处异地他乡，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份真爱能够温暖我疲惫的心灵啊。单纯的我甚至没有问过高明的家庭情况就稀里糊涂地跟他同居了。我们在罗湖区黄背岭村租了一套二居室，买齐了所有居家用品，开始过起了有滋有味的小日子。
那时，高明隔三差五就给我零花钱，这些钱我都舍不得花，我给家里寄的钱更多了。弟妹在信里说，由于我往家中寄钱的次数多，乡亲们都夸父母养了好女儿，连镇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也对常去取钱的父母羡慕有加。
一个月后，高明让我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他说我那千把块钱的工资还不够他轿车的“汽油费”，没必要那样辛苦。我以为他心疼我工作辛苦，就顺从地辞了职，而这时商场马上要提我做柜长了。
我相信高明很爱我，但他的爱总让我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高明每个周末必回香港，每次回来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有一个周末，我让高明帮我办个单程证，我也想到香港看看。谁知他听了我的话，脸都吓白了，连连说不行。过了好一会，他才又说，现在单程证太难办了，过一段时间再说。见他这么说，我也不好再问什么，这事也就搁下了。还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回来，听到高明在家里打电话，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乖女儿，等爸爸回去带你玩啊。”我手里的菜一下子都掉在了地上。看到惊愕不已的我，高明也吓了一跳，匆忙挂断电话。
后来在我的哭问下，高明终于承认他在香港早已有了家室，并且已有一个6岁的女儿，妻子也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职员，但两人的感情一直不好，只是看在孩子面上才没有离婚。他指天发誓他是真的爱我。
那一夜，我哭得一塌糊涂，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耻的二奶！哭够了，哭累了，我也清醒了，我对自己发誓说，我决不做别人的二奶，我要靠自己的双手清清白白地挣钱吃饭！
拒做二奶！可我的自新之路却被亲情阻断
也许高明看出了我的心思，一方面他不再多给我零花钱用，以控制经济的方式来控制我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背着我给我家里寄了4000元钱，说是给弟妹交学费。高明这种恩威并施的方式虽然让我很反感，但是也挺有效，我以后再出门找工作时就只有更隐蔽了。后来，我在职介所应聘上南山一家电子厂的文员，但要交500元押金，而我搜遍了全身也没凑够这笔钱，最后只好作罢。
就在我频繁地出去找工作的这个关头，在家乡读书的三妹听说“姐夫”这么有本事，初中还没毕业，就跑到深圳来投靠我。三妹学历太低，加之年龄还不满16岁，找起工作来很难。于是，高明就动用关系，把她安排在自己公司做了一名接线员。这下三妹满意了，吃住不用操心，就连生活用品和衣服也由我“全盘包办”，她每月800多元的工资则由自己自由支配。三妹对这个有本事的“姐夫”感激得不得了，跟高明混得可亲热了。
2001年8月，读书的二妹争气地考上了重庆的一所专科大学，适逢高明休年假，他说为了表示对“岳父母”的谢意，他决定要亲自登门“谢婚”。对此，我坚决反对。可高明坚持要这样做。但在临走前，我对高明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替我们保守秘密，不要让人知道了他是另有家室的人。
我们一回到老家，整个小山村就沸腾了。全村的人都像看外星人一样围在我家门前……父母更是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做好吃的来款待“贵客”。看着这一切，我的心中却酸涩异常。这次回乡，我们带回去了一大堆父母连听也没听说过的的补品，高明还给全家每人买了一套好衣服，另外，高明还给了二妹5000元钱做学费。
临走那天，父母像商量好了似的，“不好意思”地对高明说：“咱家的房子还是丽娜没出生的时候盖的，都20多年了，破得不成样子，让你们回来一趟也没个好地方住……”高明是何等聪明的人，他马上明白了，大方地说：“爸妈放心好了，一回去我就把钱邮回来。”听了这话，父母喜得嘴巴都哆嗦起来，看到这一切，我感到一种浸透心骨的悲凉！
回到深圳后，高明果然信守承诺，给我家寄了3万元钱，一座二层小楼得以顺利落成。父母在村里更加扬眉吐气了。
后来，三妹在高明的力荐下，从前台调到公司仓库做了一名库管员，三妹的月工资也涨到2000元，她对这个“姐夫”更加感恩戴德了。
而此时，逛街和进美容院对我早已没有了吸引力。每天等高明和三妹上班之后，我只有一个人落寞地坐着，我有一种强烈的想法，我要工作！不然这样下去我会疯掉的！
高明对我要工作的想法不置可否，我把这一想法讲给父母，他们马上反对，还振振有词地说：“深圳那么乱，不把高明照顾好，他的心就野了。再说还有三妹，她年龄还小，你要尽到做大姐的责任……”也许父母怕我心野了，干脆把弟弟也派了过来，反正他也死活不愿读书，他们认为有高明这棵大树，就让弟弟早点来闯荡闯荡也好。
弟弟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从小娇生惯养，好吃懒做，又不明事理。高明对我家不断地来人，也表现出了反感，对我也渐渐失去了耐心。
渐渐地，高明晚上回来得越来越晚，回来了也是醉醺醺的，我看得出他很烦。后来，有一天晚上，高明竟然彻夜未归，手机也关机。这一下，我慌了神，他究竟出去干什么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把弟弟叫起来，让他自己出去找工作，叫了好几遍，弟弟都无动于衷，我火了，对着弟弟劈头盖脸一顿骂：“你再这样下去，我的家都要被你毁了！”弟弟也烦了，急不择言地说：“你自己又是什么东西？”见弟弟竟敢当面顶嘴辱骂我，我气得脸都白了，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在另一间房里住着的三妹连忙跑了出来，把弟弟拉进了她的小房间，关上门，小声地责备着他说：“大姐也够不容易的了，没有她，哪有咱家的今天！你看我上班不久就知道了姐夫在香港还有老婆的事，但我从不说什么，只要他对咱家好，这有什么啊？你来之前父母不是交待你，千万不要大姐面前戳她的痛处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听了三妹的这一番话，我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原来，家人并不在意我是不是给人做二奶，他们在意的是我该怎样紧紧地攀附上高明这棵“摇钱树”！
我在床上足足躺了两天。弟弟也许意识到了错误，总想跟我道歉，我都没有理睬。我决心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自己才20多岁，难道要做一辈子的二奶吗？我豁出去了，即使月薪500元的工作，我也要去做。
高明见拦不住我，只好由我去。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高明喜不自胜。高明恳求我说，他们香港人是很讲究传宗接代的，如果我能生个男孩，他就一定和妻子离婚。父母知道我怀孕的消息后，也特地打来电话说，只有孩子才能拴住男人的心，这孩子是一定要生下来的。
痛彻我心！亲情让我无力自拔
高明为了讨我欢心，托朋友帮弟弟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我又偷偷塞给弟弟1000元钱。2002年10月，我在一个私人诊所，把儿子生下来了。因为我和高明不明不白的关系，我可怜的儿子连户口都报不上，一出世就是“黑孩子”。
我生的虽然是儿子，但高明却再也不提离婚之事。2003年春节一过，眼看自己的身体已恢复得差不多了，这时，我又萌生了出去工作的念头。这次，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在熟人介绍下，很快我就在一家超市上班了。结果一个多月后，正在我为取得的一点进步沾沾自喜的时候，儿子却病了，一天到晚咳嗽个不停。到市儿童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儿子的免疫功能低下，继续咳下去，极有可能会转成肺炎。这下子，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只好请假到医院陪孩子。在花了近万元医药费后，儿子的病好了，我却因为请假时间太长，失去了工作。
2003年5月，由于整个香港经济不景气，高明公司的利润也开始下滑，总公司把高明调回到香港总部。现在，他的时间安排又反了过来。每周五之前呆在香港，周末才过来跟我相会。调回香港总部后，由于那里消费太高的原因，高明的开支也大了许多，他也感到了经济的压力，每月最多只能给我打4000元过来。这4000元，要养孩子、付房租水电、保姆工资，还要给父母寄钱回去，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
我重又把儿子托付给保姆照看，自己报名学电脑。我如饥似渴地学着，一整天都泡在机房里。谁知，就在我初级班即将结业的时候，父亲来电话说，母亲脑血管硬化，一定要我回去一趟。没办法，我只好放弃了学习。高明给了我8000元钱，我把保姆辞了，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在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带的8000元钱，加上我存的四五千元的私房钱，就几乎被花个精光。等到母亲病情稳定，囊中羞涩的我赶快逃离了老家。
儿子的费用也越来越大，光是奶粉一个月就要近千元，可弟弟和妹妹丝毫不体谅我的难处，仿佛我这里就是他们的免费银行，可我又不敢不给他们，我怕他们笑话我，挖苦我。而家里的一切人情来往，父母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寄钱回去……
2003年7月，我们家惟一的大学生二妹又毕业了，她连家都没回就直接投奔我来了。我又喜又忧，喜的是二妹毕竟有知识有文化，工作不成问题，忧的是这么一大家子的人，让我如何养活得起啊！
果然不久，二妹就被聘为一家私立中学的老师，只是吃住还由我承担。高明每月给我的钱日益吃紧。
那天，高明从香港过来，刚好和下班的二妹碰了个正着，他说了几句客套话，背地里却又给我施加压力，说是他的钱是养儿子的不是养“姨妹”的，再这样下去，他就再也不给我钱了。
而事实上，弟弟由于调皮捣蛋，已经换了几份工作，每次失业无不是我用钱顶着。三妹上班也有几年时间了，可是有心计的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把钱都偷偷攒着，父母那边她也从不寄钱。
2003年10月，二妹说私立中学的孩子个个都是“小太阳”，打不得骂不得，她不想做了，商量着跟我一起办个幼儿园，让高明出点资，再拉点赞助，按合伙人的身份来经营。毕竟是大学生，二妹的想法也激起了我的梦想，我和二妹豪气冲天，甚至连幼儿园的园址都选好了，想着自己好歹也是中师生，终于可以学以致用，就等着高明过来的时候定夺了。好不容易盼到高明回来了，他还没听我们说完，就怒不可遏地说：“在深圳这个地方，办个幼儿园，少说也得二三十万，你让我去抢银行啊？再说，即使资金到位了，你拿得到批文吗？”
那以后，高明来深圳的时间更少了，即便来了也只是看看儿子，逗逗他开心。如今，不谙世事的儿子已1岁多了，非常依恋爸爸，每次都是哭着送爸爸走的。再后来，高明连每月4000元的生活费都不能保证了，有时几个月才打过来3000元，有时只有2000元，对此，我又能说什么呢？
我真不想做二奶啊，可是我的每一次挣扎都以失败而告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自立的脚步？再过几年，儿子就要上学了，可他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对于未来，我不能给他任何的保障啊。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在哪里，也不知道儿子的明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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