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全国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那年我19岁，已经在造船厂工作一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十几元，用以家里的各种开销。靠票证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政策，不仅极大地限制了民众的生活消费，也限制了我心里那颗追求美丽的心。上班穿的衣服往往是已经洗的发白、改造过好几次的“列宁装”，再加上自己纳底的方口布鞋。胡春媛(blog)

　　后来，当在画报中看到苏联援华女专家穿着“布拉吉”时，我的心也开始蠢蠢欲动。可做一件“布拉吉”至少需要九尺布，那时一尺布五毛钱，也就是说需要花三分之一的工资。为了这件“布拉吉”，我省吃俭用了几个月，但当连衣裙穿上身时，喜悦和兴奋自是不言而喻，只是那露出的半截小腿让我十分不适应，走路时竟不知如何迈步。来到单位，所有人都把目光聚集在我身上，那一整天，我的脸都是红的、头都是低的，后来脖子还疼了好几天。在“布拉吉”还没有穿热乎的时候，我就把它压在了箱底。

　　1958年秋天，我生下第一个孩子，第二年的夏天我便开始穿着“布拉吉”去上班了，因为连幼儿园的小女孩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大街上的漂亮姑娘更是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当时的女同志几乎每人一件，大概穿不穿“布拉吉”，不仅仅是风尚的取向了，更多的是思想觉悟的问题。不过，随着体形的变化，我的“布拉吉”又被压在了箱底，再次从老樟木箱子翻出时已是几十年后，颜色褪去了大半，样子也老掉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