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英(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

　　人们在意识到要维护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往往又出现漠视“性别生态”的平衡问题。如今，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比较于人与人的“社会环境”和“人态环境”，似乎更看重于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比较于人与人的“代内的平衡”，似乎更关注于“代际的平衡”。 我认为，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态环境”的和谐十分重要。而在“人态环境”的和谐中，“性别生态”的平衡，又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性别生态”失衡产生的负面效应，将是极其严重的。

　　一、性别出生比例分析

　　我们来看一看目前我国的性别出生比例。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近年来出现某种失衡现象，同时，这种现象呈上升趋势，致使不同性别的后代没有获得同等的出生权利。

　　按照国际惯例,男女婴儿出生比的正常值(女婴以100计)应该在102至 107之间，一般取中间值 105。而2002年4月我国公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2000年出生性别比为119.9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了8.5个百分点，比正常值高出近15个百分点。在我国0—9岁的人口中，男孩比女孩多1277万，平均每个年龄组多出近120万人，1远远高于国际惯例的正常范围。据某市一份统计资料披露，该市1990年出生的男性占出生总数的73%，创建国以来男性出生率的最高记录！2显然，我国新生婴儿男多于女，性别比例明显失衡。照此下去，若干年后，“几千万光棍汉”的预言就可能变成现实。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个社会，倘存在严重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那一系列社会问题将接踵而至：人类的繁衍会直接受到威胁；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会得不到合理的人员配置；婚姻会遭到挤压；“孤家寡人”的增多可能导致性犯罪的攀升，等等。

　　客观地讲，人类自诞生之日起，性别比例大体处于相对的动态平衡之中。那么，我国目前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性别比例失衡呢？这个问题涉及经济水准、社会状况、文化传统方方面面，需要认真思考和分析。

　　有学者认为，应当从“人群、技术和管理”三个因素去剖析造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指出：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首先，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其次，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尽管这些服务不一定是公开合法的)；同时，还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这三个因素又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发挥作用的。3还有学者认为：究其根本，形成性别比偏高的深刻根源在于普遍存在的性别偏好。我国传统家族体系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宗法制度之上，由此派生出“单系偏重”的文化特征，造成我国社会强烈的性别偏好意识。这种歧视性偏好，就隐含着对男女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的“重男轻女”。4

　　应该承认，我国“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韩非子就谈到过时人存在“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溺之”的现象。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有计划”地“灭女育男”，我认为现实因素恐怕要大于历史因素，经济社会原因恐怕要大于传统文化原因。

　　在经济因素方面，比如我国边远城镇和广大农村，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体力劳动和重体力劳动仍是生产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条件，生育男孩是体力劳动、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养老方式的需要。在社会因素方面，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日益分化，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男女社会资源占有不平等的现实，使得人们把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男孩身上。此外，不可否认和回避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虽然在宏观人口政策上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灭女育男”的流行。再有，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也加剧了男女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和发展的不协调，使得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观得以延续和加强，并不断刺激着人们产生“男孩偏好”的情结。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在43届年会上提交的执行总结——《发展中妇女角色1999年世界调查》中认为，全球化一般不能减少或根除以性别为基础的有差别的实践，一般也不能使性别不平等实现最小化，在一定环境中，它甚至可以使之恶化。5 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发达国家的低层妇女来说，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大于机会和机遇，负面作用远远大于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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