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少女作家春树上了2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与韩寒、曾经的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等4人被认为是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并与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文章以“linglei”(另类)来称呼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新激进分子。
“我们期冀着真正的自由，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做我们想做的工作，拥有我们想要的朋友”、“最初，我认为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机会了，但后来我意识到另类需要成长并融入
社会。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消除我们粗糙的棱角，变成另一种场合的人”，《时代》周刊引述着春树和满舟的话，论证作者的“另类说”。
以身穿黑皮夹克、朋克元素十足的中国少女做封面，《时代》周刊很少为之，这是一种社会风向标？
北师大社会心理学博士宋振韶说，社会风向常常是媒体和社会互相影响的结果，就此事而言，也许是《时代》周刊扩大了事实的本相。
不以为然的人认为：这是西方记者一贯的逻辑，叛逆的，非主流的，与官方传统相对抗的，他们就会认为是好的。
不管是谁的逻辑，西方人手里拿什么样的尺子，“80后”内心的呐喊，自我生存的表达还是让人为之侧目。
春树，2000年从北京某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热爱摇滚，热爱朋克精神，热爱诗歌，热爱小说，热爱鲁迅。曾在“高地音乐网”为捍卫诗歌的荣誉而与几十人舌战一周，曾经在北师大的诗歌朗诵会上怒斥众多大学生和研究生，曾经……已出版小说：《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
有人这样描述着她：在听音乐和看电影时会哭，喜欢虚荣，还有一切虚幻的感觉，天天都涂香水，轻陷在柔软如天鹅绒的床单上，颤抖。她喜欢名牌，喜欢被人爱，喜欢门口贴着五星或者更多星的宾馆。
尽管春树自我感觉文学就像一个造梦工厂，可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认为，他们只是一些被商业激素催熟的果子，只能反映市场繁荣，不是文学繁荣。
而宋振韶认为，争论是市场还是文学没有意义。判断其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比判断其是否属于文学作品更有价值。看这些作品，有助于了解这群少年的所思、所感。
立交桥、午夜飞行、放荡不羁、PUNK、地下摇滚……北京越来越像文化巴黎，茂密的水泥森林里，再奇异无比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同类。很多人担忧的不单是春树这个“北京娃娃”，而是涌流在都市各个角落的“北京娃娃”群落，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圈。
有评论家这样认为：那里的人冬天都穿背心，当然当然，几百个愤青撞来撞去，热啊。在一些人心安理得过着安定团结的美好生活的时候，另一些人在开心乐园之类的地方互相安慰，愤怒、欢乐、放纵、迷惘地度过着青春，建立地下文化，形成亚社会和秘密的感情方式。在这里，北京娃娃们默契地相遇、笑着打招呼、在人群里挤进挤出、喝三块钱以下的啤酒，最后作鸟兽散或者找个地方苟且一下。
有人直言：“80后”提法荒唐，80只是一个时间刻度，应该正视的不单是“春树现象”，而是“青春现象”。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在上世纪60年代、《香港制造》是在90年代、《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是新千年以后，这里面的青春残酷并没有因为年代的更替而改变。
“80后”是流淌着“一种令人恐怖的血液”的青少年，他们的青春充满着残酷和挣扎。什么是健康积极的青春？穿上道德外衣的青春才是？为什么这群孩子孤独、困惑，会患肌肤饥渴症，神经质扩张起来无法自愈，甚至依赖暴力？
宋振韶说，少年的青春是否残酷，应该问少年人的感受。成人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感受强加给青少年，不太公平。我从来不觉得如今的少年群体有多“另类”。人性的基本内涵和心理需求不会因为外表和行为的个性化而发生变化，北京娃娃们也不例外。如果说另类的话，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个性的张扬还不够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