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结构社会的重要力量，就像力比多充溢我们的身体。
性的结构呼应着社会的结构，像喻或者转喻。
“性小康”、“性商”这样的词语开始被提出，同样也有无数的争议。这不是一场词语的布朗运动，其间的轨迹清晰地指向某种力量，一种拖着这个时代的力量。
概念附着于力量之表，施展它的魔力与障眼法。让你的身体感到温暖，或者虚幻。
近期的性学界正被一个词语所困扰：性小康。严格说来，中国性学会秘书长、性学专家胡佩诚等学者提出的概念应该是“性商”而非“性小康”，但是“性商”这个概念将“性”置于和“智商”、“情商”等量齐观的地位，还是引来了颇多争议。指责者们认为，“性小康”相对于“性贫困”，或“性商”相对于“智商”、“情商”，本身并未得到学术认可，因而其涵义模糊，歧义丛生。
争议的内容本身也许过于学术，读者未必有兴趣去了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性的社会现象的讨论，以及相关的学术争议，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主流的媒体，进入公众见怪不怪的视野之中。与此对应，在这一两年当中，网婚、虚拟性爱、一夜情等也在大都市中次第出现，使得许多媒体甚至是专家都用惊诧的语气预言：中国的性革命正在来临。
贴近“皮肤”的满足
仿佛是为了给这些预言一个明确的注脚，去年两本记录都市一夜情的口述实录《天亮以后说分手》和《天不亮就分手》一前一后在书市掀起了波澜。一夜情，这个大家原本并不陌生，但一直暧昧地处在幕后的词语，随即旋风般舞到了前台。
时至今日，再用道德的说辞衡量“一夜情”这种社会现象不仅是不客观的，而且也未必有意义。“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个论断固然不一定适用于此，但是它至少也提醒我们去关注“一夜情”为代表的现象所根植的当下社会。在这样风起云涌的风潮面前，作为一个处于急剧转型期的社会来说，剖析“一夜情”，也可算是探讨它为催生新的观念和思想所作出的铺垫。
人们对一夜情的态度似乎越来越习以为常，这很大程度上是网络发挥了作用。在“GOOGLE”上打“一夜情”搜索，266,000条相关信息就绵绵不绝地冒了出来。和网络相比，传统媒体的声势远没有这样浩大。但是也不难理解，“一夜情”本来就是在当下的社会状态下，网络世界一手炮制出来的产品。
《新周刊》曾做过一份有6263人参加的调查报告，有数据为证，32.22%的一夜情对象为网友。如果将“一夜情”这个概念进行严格的划分，“一夜”具有短暂和陌生的双重特征，那么在这个调查中，占28.20%的好朋友，占25.18%的旧情人，以及占19.75%的同事都可以排除在外。
网友是一夜情的主力军，这并不是一个刚刚揭开的秘密。许多受访者认为，现在可以在网络上购物，下载音乐，进行各种交换，为什么不能通过网络找个长期、短期甚至是一夜的情人呢？事实上，在采访中记者也的确看到有人使用了“下载情人”这样一个网名。
下载是一个潇洒的词语，单击鼠标之后，世界汹涌而来。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或者拒绝，资源在这里得到了快速而有效的配置。许多专家认为，网络兴盛的最大卖点就是个性化需求得到了实现。现代人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情境下，倾向于摆脱繁琐过程直奔主题地快速获得满足的途经，一夜情现象的兴起只是说明这种满足已经越来越贴近“皮肤”了，也更加成为人们意识上的常态了。
一项数据表明社会上对一夜情持否定态度的人数约占12%；可以接受，但自己不会去尝试的占40%；而表示可以接受，且有机会愿意尝试的已经达到近35%。我们再来注意这个词本身，一夜“情”，这种存在于婚姻性行为范畴外的性行为已经不像它的“同胞”婚外恋刚诞生时被唤作“通奸”这样明显的贬义，人们已经把它看作了一种感情，即使它的生命只有一个或几个夜晚。
一夜情背后的亲和动机
然而在社会性观念逐步放开的同时，所隐含的问题也是一些学者所担心的。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对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人是一种‘多元性感受’的动物，不同于诸如大灰狼那样的动物，即不安于一个配偶而会对多个对象发生好感和爱欲，会触景生情，心血来潮，其中既有性欲，又包含复杂的情感、美学和心理分析的内容。当代大量报刊书籍和电视节目不断推出的‘粉色文化’，就正好起了重要的诱导作用，尤其既把女性作为性玩偶，又对女性作‘性开放’纵容的那些宣传、广告和文艺作品，使得‘心太热’和‘心太软’奇妙结合，使一些人不珍惜社会对个人隐私的尊重，而不负责任地放纵了自己。”
顾晓鸣教授的看法触及到了都市一夜情现象的一个问题，即女性的客体形象被强化，一夜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男权话语。在多份关于一夜情问题和中国人性现状研究的文章和报告中，男性在发生一夜情行为时的动机，基本都是出于生理需求，而女性则多为心理和精神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空虚和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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