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留校工作，每月工资126元，按说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北京市也算中等了。的确，如果不买衣服，这工资绰绰有余，可要置办行头的话，就有点入不敷出了。(胡春媛blog)

　　记得那时流行健美裤(也叫萝卜裤)，我买了一条黑线织的。为了有“整体效果”，我又专门配了一件红色的毛衣。这下可好，当月的饭票钱就不够了，只好找朋友借。又有一次，好朋友要去广州，我让她帮我带件衣服，她给我买回的是一条真丝乔琪纱的连衣裙，无论款式还是颜色我都喜欢，唯独价钱不喜欢--60元，相当我半月的工资啊！于是，就成了那时我上班穿的“常礼服”。

　　1988年，我进入了民营高科技企业四通集团，不同于学校朴素的教职工们，这里的员工穿戴都格外漂亮时髦。当时，我就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既兴奋又自卑。从此，置办上班的行头就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事情。于是，那时的我“不在上班，就在为上班置办行头的路上”，为了上班那一路、那一天的美，再苦再累也心甘。不幸的是，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服装品牌。每天上班前不得不在穿衣镜前犹豫不决，挑不出最满意“那一件”。在我转入四通与日本的合资企业后，这家公司为每位员工量身定制了工装，它不是普通的劳保服，而是在爱德康、顺美等服装店定制的时装，这在20世纪80年代，堪称合资企业的新潮做法。

　　春秋天，男士有西服、夹克，女士有套裙、毛衣，还配有名牌高跟鞋；寒冬月，所有员工都发名牌的羽绒服，长款短款，自由选择，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最爱的“那一件”就是在爱德康定制的套裙。它有经典的黑白小格，上身是宽肩收腰斜圆下摆，下身是经典的一步裙。我就喜欢它有分寸的时尚和不寂寞的雅致，这最适合上班穿。以至于在90年代初，我还穿着它到杭州出差，当时就有眼尖、爱美的女士打量着我，还问这件套裙是在哪儿买的。可见它的“观众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