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扁
前两天我看到，“中国年度新锐榜”揭晓，榜单上第一个内容是年度新锐人物，刘翔；这个人我是晓得的。办公室里的小女孩们都喜欢这个人。此外还有几个内容我也觉得很熟的样子：年度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年度图书：《狼图腾》；年度艺人：刀郎；2004“顠一代”代言人：潘石屹；优秀生活特别贡献奖：窦文涛；最后一项，是2004年十大关键词：大国，新富，宝马，大选，绯闻，马加爵，中超，张艺谋，审计和性小康。看到性小康成了关键词，我觉得很好笑。满有意思的。
而后又上网看了一下有关的内容。有一篇评论说，性小康应该和艾滋病一起成为关键词，这个我深表赞同；但是他的另一个意见就不对了，他说性小康是一个商业机构抛出来的概念，这个与我所知有所不同。网上，性小康的提出者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教授；一个是前《公益时报》记者李扁。炒起来的时候，首先是在2004年5月16日中国性学会新闻发布会上，后来就成了网上的一个热词。是谁提出来的暂且不论，只是这个词，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理论，首先不是商业机构的炒作。李也好，胡也好，中国性学会也好，都不是商业机构。
关于这个词，我以为，商业机构远远不够敏锐。到现在为止，书也没有出，也没有像木子美一样，成为某个避孕套或者老鼠药的代言人。书看来还得我来出。只是，出了我也未必能得到商业利益。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民教授，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教授，在以前发表的言论中，包括今年九月份新周刊《性小康之惑》中，都认为这个提法本身不严肃，也不科学。胡教授提出，这个提法，不是他提出来的，是“某些记者”提出来的。而后十月份中国性学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性学高级论坛，并不如李扁我所预计的那样，性小康的事只字未提。我听得着急，要上台讲两句，结果没讲成。这次论坛是中国性学会自己家里搞的一个联欢会而已，庆祝他们成立十周年。会上发了一些奖，贡献奖，功勋奖，等等。
所以我觉得自己负有一些责任。性小康的问题看来还是会热起来，从它被评为十大关键词一事可见一斑，虽则专家们并不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专家们仍然要说，这个提法欠妥，不严肃，不科学。这个说法让我生气。当然也很高兴。看来这个事情非我莫属了。解铃还须系铃人。那我就当仁不让地来做这个事吧。虽然我只是“某些记者”。记者和编辑的工作，我给它辞了。专门来搞性小康，相信不至于饿死。我相信，我能够通过这个事，让自己达到小康生活，包括性小康。
性小康的提法，妥不妥？严肃不严肃，科学不科学？大家见仁见智。我个人认为，这个提法再妥贴不过了。虽然当时提的时候，是一个调侃，一脸坏笑，但是不怕，我们谈正经的吧，可以不客气地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事情了。说它严肃，是因为，这个命题，是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的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个人需要，政府也需要。需要什么？需要的不是技术，技术好说，需要的是理论，是体系，是和既有的国家学说，社会发展学说相适应的学说。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国情是什么？最大的国情是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所以解决性的社会问题，必须是在全面小康理论的体系内解决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性小康的理论，使得中国社会的性问题有可能迎刃而解。
正因为如此，最近我简单地梳理了一下性小康理论的思路，认为以下这些问题是纲，纲举目张。性小康是什么，也只有从这些个角度来阐述。此篇小文，可以名为“反思性的十个基本问题”。
中国当前的十个性问题，具有意识形态特性，伦理性，理论性，系统性，根本性，制度性。这几个问题的解决与否，对后面这几项具有很强的制约性：有关性法律的变迁、性产业的发展、性活动的社会评价、性革命的发展方向、艾滋病与性活动的相互关系、婚姻家庭的生活质量、离婚率，等等。
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是：
性小康基本问题一：性是政治吗，还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性有这个属性。我们理一理我们对性的评价，他们都有哪些来源？为什么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性是肮脏的，性是腐朽没落的么？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中，好像我们社会主义没有性。性是资本主义的，性是封建主义的？性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都是我们要划清界限的。性是他们的事。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这个事。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要理清。
2004年，广州和北京分别办了一个与性有关的展览，广州的人满为患，北京的相对清冷。北京的为什么没有人看？冷冷清清？因为主办方认为性是一个敏感话题，孩子看要大人带。为什么主办方认为性是一个敏感话题？不是别人敏感，是主办方敏感。敏感在什么地方？因为在主办方心目中，在他的潜意识当中，根深蒂固的，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话题。在他的心目中，性不是性，性是政治。为什么在南方，在广州不敏感？因为那个地方不是政治、文化中心。
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公正。
为什么说是意识形态呢？如果说性是人的基本权利，基本的福利，那就有一个分配制度的问题。作家刘恒在作品中说，在市府大院里一敲门，从每扇门里伸出来的，都是一张如花似玉的脸。就算是这样，还有许多人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可是民工的性怎么解决？他的性权利怎么实现？是吧。如果一个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性资源，那么卖淫的事为什么不能合法？对不对？如果党、政府或者社会主流价值观承认性的独立价值，它就面临考验。所以说，性的问题所以敏感，因为它确实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
性的先进文化在北京，在上海，还是在广州？为什么广州可以大家抢安全套，在北京办展览却如临深渊，如临大川？这个差异从哪里来？大家可以思考这个差异的来源。
实际上，如后文所说，性的本质是关系，是生产关系，确实属于上层建筑，故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因此，性的问题才具有社会性，不单是个人问题，不单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单个人或者技术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也不能要求性医学家或者性心理学家解决所有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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